于荫霖在上奏中公开指责翁同和在负责处理胶案和向英、德借商款时使国家利权失去许多误国无状。认为翁氏无能去处理对外交涉，应引咎辞职。对于荫霖的上奏，翁同和的反响为“是日安徽藩司于荫霖陈时政，谓宜速用公正大臣，举徐桐、崇绮、边宝泉、陶模、张之洞、陈宝箴能挽回国是。而痛斥李鸿章、臣和、张荫桓误国无状，并谓臣之先人廉正传四海，而臣不肖如此，其词严厉。臣惟引咎，且谓于某知臣之心不敢辩也。此摺留中，所以笔于私记者，其余之罪，用以自励也。”（注：《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八日。）翁氏对于氏的上奏，不置辩，且只有引咎。这说明翁氏承认自己在处理外交事务中有失误。
    5月29日（四月初十日）御史王鹏运又递上了《权奸误国请立予罢斥以弭后患而恃危局》的折子，直接将翁同和、张荫桓系在一起攻击：
    “自去年胶事起，英俄相继，贪索无厌，失地丧权，警跸辱国……若不及早维持，图弭后患，天下事将有不忍言者。近日办理外交事件，皆系翁同和、张荫桓二人主持，其奸庸误国，狼狈相依，非立予罢斥，后患亦无法可弭……翁同和、张荫桓办理洋务，偏执私见，不顾大局，既欲遇事把持，又复性成畏葸……闻刚毅尝于上月前面斥其奸，其才不足以济变，诈实敢于面欺，可概见矣”。王鹏运攻击翁同和在借洋款的问题上，与张荫桓朋谋纳贿，居心险鄙，不顾国家。谓“借洋款一事，李鸿章始与俄人商定借款九四扣，翁同和、张荫桓以所扣太多不借。继则英国家愿借银无折扣，唯以三事相要，翁、张又以三事不可从不借，卒之三事皆勉许英人，而所借则英商八三扣之一万万两。夫九四扣诚多，视八三为何如？三事既以尽从，何为不借无扣之款？闻此事皆张荫桓与赫德在翁同和私宅订立合同。洋报谓此次华借商款，该银行费银二百六十万两于中国经手之人，果谁氏耶？然则不借俄及英国之款，其故可知矣。”“张荫桓市井小人，不足深责，不谓素负清望之翁同和乃亦横决至此，殊出人意料外也”。因此，王折认为如果不将翁、张二人“声罪罢斥，何以振既衰之气，杜慢侮之萌，恐中国之侵削未有了期。外侮之凭凌不可终日矣”。王折最后认为：“抑臣尤有虑者，目前用人之权，已訢訢有不能自主之势。以去年李秉衡之去例之，将来翁同和、张荫桓必有引敌自固，欲去不能之日，是更不可有及早图维者也。夫张荫桓奸贪劣迹，久已屡致人言，而翁同和则自秉政以来尚未有诵言其失者”。“臣再四思维，使举朝皆相顾不言，皇上将谓其谋国果忠，足资倚任，恐訢寻日久，败坏至于不可挽回。则有言责诸臣，皆当分任其咎，用是不遑顾虑，披沥上陈，倘荷采纳，天下幸甚”。（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王鹏运：《权奸误国请立予罢斥折》，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十日。）王折措词严厉，对翁氏不留丝毫情面。翁同和在当日日记中记载：“王鹏运封奏，大臣误国。见起三刻，语多。王劾余与张荫桓朋谋纳贿也”。
    综合几次有关对翁同和、张荫桓的参劾，主要是针对甲午战后至戊戌年期间翁同和等人所进行的对外交涉活动，集中在三点：一是在政府筹措对日赔款时，翁同和、张荫桓在对外借款中朋谋受贿；二是翁、张“误国无状”，指办理外交失败；三是有揽权且引敌自固之嫌疑。对此，翁同和在其日记中没有反驳之词。
    如果认为因有御史等人的几次弹劾，光绪帝就下令罢免其老师，那就把问题看得过于简单。但如果奏章中所指之事大部分属实，且上奏之人背后有满族权贵在操纵，那光绪帝就非罢免翁同和不可了。在此，应分析奏章所提之事，以及满族权贵的看法。
    一、在筹措对日赔款过程中，翁同和对西方列强搞政治性贷款是据理力争但有受贿嫌疑
    经奕訢、奕劻的举荐，以对外交涉繁难和对日赔款筹措曲折为由，光绪帝在1895年8月6日任命翁同和、李鸿章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参与办理外交事务。翁同和深知对外交涉艰难，对这个职务是不愿就任的。早在8月1日“恭邸屡在上前奏请欲余主总署，余力辞，今日乃责余畏难。余与辩论，不觉其词之激，仲华亦与邸相首尾，余并斥之。”就在皇帝的命令下达当天，翁同和感到无可奈何：“前此固尝一辞再辞，语已罄竭，无可说也。”（注：《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十六日。）不过皇命难违，只得“碰头谢讫”。翁同和刚上任，就参加了筹措对日赔款以及对英、法、俄、德等国的交涉活动。
    根据中日《马关条约》第四条规定，中国将赔偿日本库平银二万万两。条约同时规定：该款分作八次交完：第一次五千万，应在条约批准互换后六个月内交清；第二次五千万，应在条约批准互换后十二个月内交清。余款平分六次，递年交纳，第一次平分递年之款于两年内交清；第二次于三年内交清；第三次于四年内交清，第四次于五年内交清；第五次于六年内交清；第六次于七年内交清，其年份均以本条约批准互换后算。（注：（清）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3574页，中华书局，1958。）三国干涉还辽后，日本又勒索赎辽费三千万两。这样中国赔款达二亿三千万两，相当于当时清政府年收入的三倍。清政府要在短时间支付如此巨额赔款，只得向西方各国进行借贷，先后进行了三次大借款。
    西方列强获悉后，争当债主。通过政治性借款，列强可以通过输出资本获得很高利润，且以债权人的地位，对清政府施加各种影响，左右中国的财政金融，控制海关等等。英、俄、法、德、美等国竞相向清政府举借外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