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俄各自提出自己的借款条件，展开竞争，英、俄、法、日公使频繁地出入总理衙门要挟威胁。英国公使馆人员和赫德，俄国公使馆人员和璞科第，在北京到处活动。翁同和、张荫桓、李鸿章等人对英、俄等国的外交讹诈和战争恫吓穷于应付，毫无对策。翁氏在日记中记载：“今早俄巴使见李相，逆知英使之谋，力言大连如开口岸，俄与中国绝交。然则此事之难可知矣”，“{K3J202.jpg}{K3J202.jpg}无策”（注：《翁文恭公日记》，十二月二十八。）。日使矢野文雄帮英国忙，谓“英之借款较他国为宜，英不过推广商利，中国如不借英款，则英必生心矣。又言偿款清，威海兵必撤”（注：《翁文恭公日记》，二十四年一月三日。）。“到总署，两邸诸公毕至。俄使巴百罗福来称，奉国电，借款若中国不借俄而借英，伊国必问罪，致大为难之事。又极言英款万不可借，将以埃及待中国矣。辩论一时之久。而英使窦纳乐来，巷邸先往晤之。余与庆、邸、荣、敬、崇、廖勉支巴使退。适窦语亦横，大略说中国自主，何以不敢以一语诘俄？英何害于俄，而俄必阻止耶？且法国何与也。盖合肥专以俄毁英之语激动之故，致此咆哮也。亦免支而去。噫，贻矣！”（注：《翁文恭公日记》，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对于英、俄的金钱贿赂，总理衙门负责此次借款谈判的诸要员都有染。
    在1898年1月9日，俄使巴夫洛夫致电俄外交部：“英人在借款时对中国官员行贿，亦须秘密送礼”。在俄国财政大臣维特建议下，经沙皇尼古拉二世批准，从华俄道胜银行的存款中拨出一百万卢布，作为收买总理衙门大臣之用。俄使巴夫洛夫及华俄道胜银行天津分行经理璞科第是具体执行人。
    又据1898年1月12日巴夫洛夫发往彼得堡的密电“昨晚极秘密地将李鸿章请来我处，通过璞科第告他，如果和我国成立借款，俟签订契约及宣言，当酬他银五十万两，作为他在办理此事时必需的秘密开支。李鸿章同意竭力协助，假使我国能十足数借款……他保证大致可以成功。今天在总理衙门内已确使李鸿章与翁同和显然转到有利我国的方面”。
    1月15日，巴夫洛夫发密电：“昨日与璞科第第一次和张荫桓秘密会面，答应酬他银二十万两，条件与李鸿章相同。张荫桓保证说，我们在此事及以后的事件上可以完全信任他。户部尚书翁同和拒绝秘密会面，他怕引起怀疑，因为他与外国根本没有私人来往；可是他秘密与李交涉，与李分润”（注：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编著：《中国清代外债史资料》，178～180页，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
    从上述密电中可知，李鸿章、张荫桓、翁同和三人都接受俄国贿赂。李鸿章被收买后，极力主张借俄款，反对借英款。翁同和在其日记中也曾提及，只是时间稍晚一点。在1月25日（光绪二十四年一月四日）日记中载“巴百罗福函称有密事面商，或来就或赴彼馆。拟明日函，辞以疾。李相书云，巴致恭邸，坚请许（景澄）使诣彼都谈借款。缴函电谓不借即失和云”。在1月26日日记中载：“祝合肥寿，未见。饭后得合肥钞吴王电，谓如不借俄，则伊与户部代中国出力之处，前功尽弃，再缓数日即迟矣云云。合肥颇急，令璞科第电征德商半借，又请速发许电，令赴俄京。至如何拒英则并无一字也”。俄国虽然通过贿赂，在谈判中一度取得优势，但借款谈判正在胶州湾事件发生时，俄国助德为虐的面目已暴露。它不仅在谈判中“不再单纯地强调她同中国的友好关系了，并且悍然发出威胁说，如果中国再给英国任何特权、贷款优惠条件或其他优惠的话，俄国就将出兵越过边界。”（注：骆惠敏编，刘桂梁等译：《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上册），82页，1985。）并且出兵侵占旅顺、大连不走，还提出租借旅大的要求。这在清政府官员中引起极大反感。在清政府许多官员中拒俄联英的舆论高涨起来。沙俄为了重点取得旅大租借权，对夺取借款权的努力就有所收敛。英国对张荫桓的收买，早在张荫桓于1897年6月任特使出英国时就开始了。据6月4日金登干写给赫德的信中说：“我到办事处不久，梁先生（梁诚，张荫桓特使随员）就到了。他说他曾去汇丰银行询问是否已接到指示，叫他们在特使抵达伦敦时，付给特使一笔相当于四万两的钱”。（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六卷，684页，中华书局，1995。）在英、俄争夺第三次借款进入高潮时，据璞科第向俄国政府报告，“英人在成立借款时允给大臣重大贿赂”。同时英国为了争得借款也曾提出了息较轻、无折扣、借期长的借款条件。“英使窦等四人来，彼云借款，外部担保，惟必须有利益语，始可服议院之口。至借款则四厘息不转扣，五十年清，较俄债更便宜矣”。（注：《翁文恭公日记》，二十四年一月十七日。）但在俄国恐吓下，翁同和等不敢接受。据康有为记载：“时偿日本之一万万，英人又许借三厘息不扣，俄闻之，又强相借四厘息扣，于是议论纷纷，有主两借者，有主两不借者。吾言可借英款，俄大言恐吓，必不缘此小故发兵也。政府畏俄，又不敢，乃用两不借之说。”（注：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四），139页，神州国光社，1953。）1898年2月3日，清政府通知英、俄，决定不向两国借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