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化保守主义的价值
    文化保守主义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是对现代化过程所出现的人的异化、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意义迷失、传统文化式微等现象的历史性反应。在西方，它并不被视为一种守旧反动的思潮，而是一种富有建设性的文化纲领。文化保守主义既看到了传统文化的优长，也认识到它的流弊，既熟知世界文化的发展趋向，也对中国的文化建设有其设想。他们主张对传统文化进行时代性的改造转换，以为建设新文化的根基。这一基本的趋向决定了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具有重要作用。
    首先，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对于批判继承传统文化，增强中国的软实力4具有重要意义。不论在古代还是当今世界，文化都是一个民族或种族的标识。亨廷顿曾指出，对于人类和民族来说，文化的差异是最本质的差异。如果说政治、经济回答了“你是怎样的人”，而文化回答的则是“你是谁”。因此，一个抛却自身传统文化的民族就像一个迷失自我的人，不知来自何处、去向何方。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西方文化的扩张也日益强劲，西方文化软实力销蚀非西方文化的现象正日益彰显。当代文化保守主义承继近代以来的文化保守主义理念，秉持民族立场和中国文化本位，以世界眼光思考与评判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对现代化过程中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时代性与多元性等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在我国，历史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论曾一度泛起，文化保守主义对此进行了有力的纠偏和制衡，并努力消解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影响。
    传统文化是构建民族历史记忆的主体，而历史记忆是民族凝聚和生存的精神内核，是中华民族历经王朝更替、国家兴衰和内忧外患仍然团结一体、绵延不绝的重要原因。文化保守主义高度重视传统文化的保护、开发和利用转换，对潜在的文化存续危机有深沉的忧患意识。这有利于强化国人的爱国意识和民族身份认同，有助于凝聚华夏子孙、凝练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5]，从而契合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内在需求。
    其次，文化保守主义所带动的国学研究与传播热潮，有助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文化素质，有助于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建设和谐社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最深刻的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大众文化的流行和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削弱了主流价值体系的影响力。市场经济的趋利性使人们往往以个人利益为准绳衡量现实问题，较多地关注个人，忽视集体和社会。一部分民众生活目标物欲化，道德理想空虚，享乐主义、唯利是图、重利轻义等倾向滋长。这某种程度上是社会转型过程中道德信仰迷失的表现。文化保守主义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有助于重塑社会主义的道德价值体系和文化价值理念。因为从本质上讲，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道德文化、人伦文化，它从人的社会性出发高度重视个人素质、道德修养及人与社会的和谐问题。在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中，传统文化中的“尚和”、“慎独”、“知耻”、“仁孝信”、“重义轻利”等传统文化价值观和个人修养命题重新引起人们的重视。这对救治前述社会问题，形成良好社会风尚无疑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那样：文化保守主义“体现着人们在一定历史进步观念基础上的一种成熟欲望和守衡要求；它是应对社会转型时期现代人文危机的一种必要方式；也为人们正确地认识传统文化、在现实条件下重新建构新的民族文化提供了契机，同时也可以弥补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缺失”。[6]
    再次，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现代化诸问题，特别是其负面影响，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极大地改善了人类的生存环境。但是，人类对科技的滥用和工具理性的猖獗，也使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凸显。人面临价值失落、精神迷失和信仰迷茫等困局。在对现代化以及现代工业文明的反思中，形成了西方的文化保守主义。中国当前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固然有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问题，但也有现代化过程中的普遍现象。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兴起正是这种自觉意识的产物，它通过纠现代化之偏，为社会发展提供必要的思想制衡，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发展。“文化保守主义不是反对发展和进步，而是反对盲目发展和意义迷失”。[7]
    最后，当代文化保守主义推崇改良，秉持稳进的改革策略。这对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急躁冒进、不注意变革有序性的倾向是一种平衡和纠正。它对反思近代以来的激进主义，清理“左”的思想根源、克服急性病和思想方法的片面性有积极意义。
    三、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消极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当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中也出现了一些负面的、应该警惕的倾向。其一，在国学热中，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和精华固然得到弘扬，但是其中的糟粕也沉滓泛起。如一些人利用《易经》、“气功”等宣扬封建迷信和神秘主义；一批冠以传统文化之名，实为宣扬封建迷信、厚黑之学、风水算命之类的书籍也纷纷出版流传，贻害社会。在读经活动中，一些倡导者将儒家经典的价值绝对化，误导人们以迷信的态度来对待传统文化典籍。如蒋庆除倡导从小读经、全民读经外，还要求人们“无条件”接受经典的教化。“圣人有天然教化凡人的权利，曰‘天赋圣权’，而凡人只有生来接受圣人教化的义务。所以，圣人讲的话、编的书--经典--就具有先在的权威性，凡人必须无条件接受，不存在凡人用理性审查同意不同意的问题，因为凡人的理性没有资格审查圣人的理性，相反只能用圣人的理性来审查凡人的理性，来要求凡人接受”。[8] 这就要求人们在阅读“经典”时，要摒弃理性判断，毫无保留、不加批判地接受其中的教化。蒋庆先验地认为，所谓“经典”具有普适性价值，它的教化不仅在当时、过往，而且在当代，都具有指导人生和社会建设的价值。这实际上是在鼓吹文化蒙昧主义和愚忠主义。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中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精糟并存。某些伦理道德和尊卑等级观念等曾严重扼制人的个性发展和理性判断。“无条件”接受它，只能使人思想僵化麻木。正如有学者所说：“复兴国学不是热炒国学，更不是盲目地拜在古人脚下，吸取陈死人的血。如果我们要复兴国学，那就应该理清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和糟粕，从传统文化继承和发展角度出发，切切实实地整理传统文化，恢复国学地位，将国学作为一门文化学科进行发展。”[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