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当代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在对“传统”、“现代化”、“革命”这三个价值客体进行评价时，明显表现出“回归传统”、“反现代化”和“否定革命”的特征。[10]也就是说，文化保守主义者对“传统”给予正价值的评价，而对“现代化”和“革命”则总体上给予了负价值的评价。一些论者一味反对激进，笼统否定革命，从批判文化激进主义走向声讨政治激进主义，锋芒直指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在社会上造成一定的思想混乱。在文化传承方面，文化保守主义在强调文化转型的连续性（继承传统）时，却把现代化的基点全盘移到传统文化中，在看待文化的世界性和现代性方面失之片面，最终可能导致对现代化的反动。
    其三，某些大陆新儒家的言论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和现实针对性，甚至提出以“儒学”、“儒教”取代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这是当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中最需要警惕的现象。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一些大陆新儒家提出了一整套“儒化”中国的理论观点、路线方针和政策策略。所谓“儒化”中国，就是根据儒家的精神重建中国社会。[11]倡言“儒化”最力者有蒋庆、陈明、康晓光等。蒋庆是儿童读经运动的倡导者，在学界有“儒家原教旨主义者”之称。近年来，蒋庆连续撰文对“公羊儒学”、“政治儒学”、“王道政治”三个问题进行阐释。他认为，中国近一百多年来，以至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一直走着一条“以夷变夏”的“文化歧路”，导致今天的中国“礼崩乐坏，学绝道丧”[12]。要克服当今中国“亡教”、“亡文化”的危机，就必须复兴儒学，“把儒教重新定为国教，建立一个儒教社会”，使儒教成为中国的“文化权利中心”，“成为指导国家政治生活的主导力量”，把整个中国变成“儒教国”[13]（p337）。2011年12月，蒋庆推出《政治儒学》的续篇《再论政治儒学》[14]，对其“政治儒学”理论进行增益充实，再次引起理论界的关注。康晓光也提出“国家要支持儒教，将儒教定为国教”，在中国建立一种新型的“政教合一”体制。[15]他预言“在这个全球化时代，复兴儒教不仅能够为中国政治建立神圣合法性和文化合法性基础，还能够为建立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的‘文化中国’奠定基础，甚至能够为人类世界提供启示。这是全球化时代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16]康晓光主张“用孔孟之道来替代马列主义”、“儒化共产党”，用“和平演变”的办法把中国演变成为一个“儒士共同体专政”的国家。具体策略就是“在上层，儒化中国共产党”，“在基层，儒化社会”，要将“儒化共产党”的“上行路线”和“儒化社会”的“下层路线”“双管齐下”。[9]
    “儒化中国”论者提出的主张，表明大陆新儒家从“心性儒学”走向“政治儒学”，从“复兴儒学”走向“复兴儒教”的鲜明特点。[17]他们破解了“民主完美迷信”，却又制造着新的“仁政”万能迷信；他们看到了西方民主自由主义的弊端，却忽视了传统儒学本质上是为专制皇权服务的道统；他们将当前的信仰危机、道德沦丧简单地、直线性地归咎于百年来“西化”的结果，但是他们开出的“再中国化”18却未必是重拾道德人心的不二处方；他们夸大了中国的政治合法性危机，忽视了合法性是一个变动不居的东西，任何合法性基础都不可能一朝拥有而万世无虞。
    四、正确认识和对待文化保守主义思潮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对此，学术界已有不少的相关研究，探讨引领各种社会思潮的原则方针、方法策略等。毋庸讳言，文化保守主义是当前中国文化建设和社会发展中一支不容忽视的思潮。要实现对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引领，必须正确认识当前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
    文化保守主义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思潮。它不是一个新生事物，而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绵亘不断的支脉。它肇兴于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论，中经晚清国粹派的“国粹保存主义”，民初东方文化派的“中西文化调和论”、本位文化派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论，再到新儒家的“返本开新”论，以致当前的大陆新儒家等文化保守主义群体。[19]它不仅在历史上，而且在当今中国都有其存在、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现实土壤。厘清文化保守主义产生的国际国内背景、思想理论渊源、内在诉求和影响等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
    要具体分析、区别对待文化保守主义的不同派别和思想，既肯定和弘扬其积极作用，又要警惕和批判其负面影响。如前所述，当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和流派的复杂性，其主体对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具有积极意义。即便是其中的一些错误言论，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其积极意义。如大陆新儒家的“儒化中国”论。“儒化中国”言论从文化--政治--意识形态的发展路径对马克思主义形成很大挑战，目标直指政治改造和意识形态转换。虽然“儒化中国”论者尚未建构起完整的理论体系，其政治构想也显得迂阔难行，但他们所提出的某些理论命题却必须予以重视，如政治合法性与文化的关系问题、民主化问题、民意表达问题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