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韦伯认为西方新教伦理促进了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而中国的儒教和道教阻碍了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学术界称为“韦伯命题”。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里，韦伯认为，新教的“天职”概念、选民预定论、恩宠观和禁欲主义直接促进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发生。而在《中国的宗教：儒教和道教》中，韦伯认为，中国与西方社会在“物质的”条件上并无重大差别，中国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缺乏一种特殊宗教伦理作为不可或缺的行动伦理，由此他得出结论：中国的儒教和道教不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精神上的动因，反而有碍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为此，余英时撰写了《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一书，针对“韦伯命题”加以批驳。余英时和韦伯都是在宗教教义中探究商人的资本主义精神，没有对商人精神进行经验研究。在逻辑上，只有宗教伦理转化为商人的行动指南，才能说明这种宗教伦理促进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这也是“韦伯命题”长期难以定论的重要原因。后来，韦伯学者和余英时本人也都深刻地认识到这方面研究的不足，余英时还特别强调徽商资料将会证明他的结论，但他本人没有利用徽商资料进一步研究，徽商研究者也一直未作学术回应。[1]78本文将用徽商的经验研究来检验“韦伯命题”。
    一、徽商的“超越性动机”
    西方资本家全心全意地赚钱，但是他们赚钱不是为了物质享受，依然自奉俭薄。根据韦伯的解释，这些资本家的宗教动机是用经营成功来证明自己在尽“天职”方面已“才德兼备”。余英时认为，中国商人也有这种“超越性动机”，他们深信自己的事业具有庄严的意义和客观的价值。[1]244明代商人已用“贾道”一词，这表示他们对商业有了新的看法，即在赚钱以外，还有其它意义。徽商阮弼“以歙为菟裘，芜湖为丰沛，既而业大起”。[2]“菟裘”出自《左传》的典故：“使营菟裘，吾将老焉”，指退休养老之地；“丰沛”是汉高祖创业的根据地，此处借指阮氏的商业基地。徽商李大鸿“亦永籍为公家之关中也”[3]，“关中”是历代的帝都，这也是把商业和帝业相提并论。徽商黄球“幼负大志，壮游江湖，财产日隆”。[4]这“幼负大志”原来只用于士人，现在又转移到商人身上来了。在徽商看来，为儒、为贾的道路虽不同，所达到的强宗固族的目标则可以一致。明歙商吴佩常对妻子说：“吾家仲、季守明经，他日必大我宗事，顾我方事锥刀之末，何以亢宗？诚愿操奇赢，为吾门内治祠事。”[5]业儒入仕，能够为宗族争得名声和地位，从而“大我宗事”，而经商致富，将钱财用于宗族建设，亦可以“亢宗”。徽州人还认为经商和读书一样也是功名。“徽俗，商者率数岁一归。其妻孥宗党全视其所获多少为贤不肖而爱憎焉。”[6]经商成功者为贤为爱，失败者为不肖为憎。
    余英时认为，新儒家伦理中存在“以天下为己任”的人世苦行精神。宋代范仲淹常说“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这句话可以看作新儒家对自己的社会功能所下的一种规范性的定义。余英时说，新儒家不是“替上帝行道”，而是“替天行道”；他们要建立的不是“神圣社群”，而是“天下有道”的社会。他们自己不是“选民”，而是“天民之先觉”；芸芸众生也不是永远沉沦的罪人，而是“后觉”或“未觉”。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之下，新儒家才自觉地“自任以天下之重”[l]159。两相对照，可以说新儒家和新教徒对于自己的期待之高是完全一致的；所不同的是，前者把对社会的责任感发展为宗教精神，后者则把宗教精神转化为对社会的责任感。[1]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