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徽商的“理性化过程”
    韦伯认为，儒教和清教都赞同理性主义，但是儒教的理性主义旨在理性地适应现世；而清教的理性主义旨在理性地支配这个世界[ZSl。他认为儒教对世界采取适应而不是改造的态度，因此中国不能从儒家的价值观念和思想进路上发展出自身的资本主义。新儒家提出了“敬贯动静”的人世做事的精神修养，朱熹说：“敬不是万事休置之谓，只是随事专一，谨畏不放逸耳。”[26]依此解释，“敬”是指在人世活动中的一种全神贯注的心理状态，中国社会强调的“敬业”精神便由此而来。这是儒家伦理中的职业观念，与加尔文教的“天职”观相类似。[1]153新教徒以为人世苦行是上帝的绝对命令，上帝的选民必须以此世的成就来保证彼世的永生。新儒家则相信有“天理”或“道”，人生在世，必须在自己的岗位上“做事”以“尽本分”。“做事”并不是消极的、不得已的应付或适应此世。相反地，做事必须“主敬”，即认真地把事做好。这是一种积极的、动态的人世精神。[1]158因此，余英时认为：“儒家对'此世'决非仅是'适应'，而主要是采取一种积极的改造的态度；其改造的根据即是他们所持的'道'或'理'。”[1]143徽商不是消极地适应现实世界，他们有一种开拓创新精神。徽州山多田少，人地矛盾突出，方志称：“谚语以贾为生意，不贾则无望，奈何不亟亟也。”[27]面对这样的生存环境，徽州人没有坐以待毙，而是辗转谋食于四方。在徽州，经商已成为人们谋生的重要手段，“大抵徽俗，人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28]。汪道昆还说：“新都业贾者什七八。”[29]徽商“足迹几半宇内”，他们“无远不届，即遐陬穷发，人迹不到之处，往往有之”[30]，近代徽籍学者胡适说：“徽州人正如英伦三岛上的苏格兰人一样，四出经商，足迹遍于全国。”[31]徽商“其货无所不居”[27]，大概有食盐业、典当业、茶叶业、竹木业、百货业、粮食业、棉布业、丝绸业、金融业、印刷业、制瓷业、饮食业、制墨业等，而“盐、茶、木、质铺四者为大宗”[32]。
    韦伯特别看重近代西方的复式簿记和算术在商业上的应用，认为这是“理性化的过程”。中国虽无复式簿记，但十六世纪的商业算术足以与同时代的西方抗衡。在徽州，“命之贾，则先筹算”[33]。“筹算”不仅是商人日常必备的基本技能，也是商人进行商业预测的重要手段。所以汪道昆说：“休歙右贾左儒，直以九章当六籍。”[34]也是出于经商的需要，明清徽州的蒙学教育中大都开设有“习算”的内容，如明中叶休宁人程策，“五岁习书，又习数法”[35]歙县人许国，七岁时，其父“令习书兼授算术”[36]。故时人说，徽人“善勾股”吲。商业兴盛促进了徽州数学教育的发展，其中与商业有关的应用数学成就最为突出，代表作就是休宁商人程大位撰的《算法统宗》。[38]该著作是以珠算盘为计算工具的数学书，书中不仅有珠算盘式图、珠算各种算法口诀，而且还列举了近六百个实用事例说明珠算的具体用法。英国学者李约瑟指出：“在明代数学家当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程大位”，“在程大位《算法统宗》之前，没有任何关于近代珠算算盘的完整叙述”。[391目前所发现的明清商业书，大部分都是徽商编纂和刊刻的，诸如《一统路程图记》、《三台万用正宗·商旅门》、《士商类要》、《士商要览》、《江湖绘画路程》、《商贾要览》、《徽州至广东路程》、《沐雨栉风》、《贸易须知辑要》、《典业须知》和《徽商便览》等。这些商业书有的是专门记载水陆行程，有的是专门记载经营知识和经商经验，还有的是这两种内容的汇编。
    商人对儒学之所以有浓厚的兴趣，这是因为商人相信儒术可以帮助他们经商。明清时期徽商多是“弃儒从贾”，而且为贾后仍坚持不断地读书，他们的文化水平并不在一般的“士”之下。他们擅长心计，并能掌握各地市场变化的规律，这与他们的儒学背景分不开。歙商程致和“行白圭治生之术，以美恶占岁，以弃取伺人。……趋时观变若猛兽鸷鸟之发，以生以息，凡廿年而业振”[40]。徽商张光祖经商中，“时或值大利害事，每引经义自断，受益于圣贤心法最多”[4l]。明江次公告诫他儿子说：“且耕者什一，贾之廉者亦什一，贾何负于耕？古人病不廉，非病贾也。”[42]儒家知识和道德在“廉贾”身上能够获得统一。明歙商黄莹“少读书，通大义，观太史公《货殖列传》……大悟若者不效世用一切狙诈术，惟静观盈缩大较，揣摩低昂，恒若执左契，诚一所至，业饶声起”。他还从中总结出一套商业理论：“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43]徽商能讲出这样的一番大道理，正见其深入理性化的“贾道”。“贾道”的另一层意思，即怎样运用最有效的方法来达到做生意的目的，这相当于韦伯的“理性化的过程”。徽商注重商品质量，薄利多销，加速资本周转，追求高效益，重视商品的广告宣传和市场供需信息等，都是“贾道”在商业活动中的实际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