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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命题”的徽商经验研究(4)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经济史》2012年第1期 梁德阔 参加讨论

三、徽商的“勤俭”与“诚信”
    韦伯说新教伦理有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首推“勤”(industry)与“俭”(frugality)两大要目。[1]234余英时说,克勤克俭思想是儒家的古训,但是到后来,尤其是门第时代,这样的思想便被无形中淡化;到了新禅宗入世运动发起,特别是新儒家出现之后,这种思想种子再次萌发。[1]154明清时代,勤俭的习惯更突出地表现在徽商身上。顾炎武说:“新都(徽州)勤俭甲天下,故富亦甲天下。”[44]M在日常生活中,徽州“民尚俭朴,所服不过布素”[45]。饮食更是节俭,“贫者日再食,富者三食。食惟饘粥,客至不为黍,家不畜乘马,不畜鹅鹜”[46]。徽州“女子尤号能俭,居乡者数月不见鱼肉。黟县之俗,织木棉,同巷夜从相纺织,徽俗能畜积,盖亦由内德焉”[47]。徽商编的《士商类要·贸易赋》指出:“贸易之道,勤俭为先,谨言为本。”[48]这大概是他们闯荡商海多年的经验总结。徽商无论在创业初期还是致富后,他们大都能保持勤俭节约的生活作风。大盐商鲍志道身任扬州盐业总商二十年,拥资巨万,可谓富矣。当时扬州奢侈成风,一掷千金,习以为常。然而,鲍志道仍能保持俭朴本色,并教育妻子儿女们亲自洒扫、浆洗、炊饪、操持家务。[241清末民初,休宁县首富汪厚庄不仅在县城及屯溪设有万洪、万泰、万隆三家典铺,还在上海开设振大、鸿济、鸿顺等典铺。汪家在上海开设的“祥泰”布庄,曾名噪申江。据传每年上海典铺的盈利是采取购买黄金、金条、金砖厅式运给休宁县的汪厚庄。如此富有,汪厚庄却不奢侈浪费,他经常告诫家人:“要知家苦”,“不忘本”,不能“吃了白米饭,丢了乞丐棒”。尽管他家里有的是绫罗绸缎、貉獭狐裘,但他平时并不穿戴,只是在应酬宾客和年节时略穿一下,经常一身竹布短打,倒像他家的佣人。他不坐轿也不骑马,却穿一双土布鞋,夹着一把油纸伞,以步当车,凭一双铁脚板奔波在新塘、县城、屯溪之间。他在饮食方面更是节俭,常年青菜、萝卜、腌菜、豆腐汤,很少与鸡鸭鱼肉打交道。又如,歙商汪希贤“贾北关溪滨,资日饶裕”,但仍“挟资游二浙三吴,不辞艰劳,贵贱赢绌悉中心计”[23]。歙商程致和“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同事僮仆同苦乐……凡十年而素封”[40]。歙商许尚质早期“负担东走吴门,浮越江南,至于荆,遂西入蜀”,备受辛苦,勤劳备至,致富后“犹竞竞力作,衣敝食蔬,强步五六十里如其贫时”。[49]诸如此类例子,在徽商文献资料中有很多,不再赘述。
    韦伯认为中国商人不诚实和彼此之间毫不信任,这同新教徒的诚实和互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余英时认为韦伯对中国商人的误解缘于他看错了中国的价值系统,韦伯认为中国人缺乏一个内在价值内核,也没有某种“中心而自主的价值立场”;换句话说,即没有超越的宗教道德信仰。“诚信”是儒家重要的伦理道德范畴,宋代范仲淹认为“惟不欺二字,可终身行之”。刘器之追随司马光五年,只得到一个字:“诚”,司马光向他解释:“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至臻其道则一也。”“诚”和“不欺”上通“天之道”,这便为此世的道德找到了宗教性的超越根据。经过新儒家和民间宗教的长期宣说,明清时期这种观念已深深地印刻在商人的心中。[11237徽商将诚信作为立身行事的指南,特别是作为商业活动中处理买卖双方关系的基本准则。徽商相信“惟以诚待人,人自怀服;任术御物,物终不亲”1501,也就是说,一个人若以诚心对待别人,别人自然会信服你,施用智巧而驾驭他物,最终只能使他物远离于你。盐商吴时英的掌计以他的名义借了一万六千缗,后来还不了钱,有人劝吴时英不要理会这事,可吴时英认为别人看在他的面子才借钱,最后这笔债还是吴时英还了。[51]歙商许文才长期经商,始终本着一条原则,即讲求信义,“贸迁货集,市不二价”[52]。歙商吴南坡重视商业信誉,他说:“人宁贸诈,吾宁贸信,终不以五尺童子而饰价为欺。”他出售的“南坡”布,货真价实,以致“四方争趣坡公。每人市视封,识为坡公氏字,辄持去,不视精恶短长”[53]。歙商鲍雯自幼习儒,后业盐于两浙,他“虽混迹廛市,一以书生之道行之,一切治生家智巧机利悉屏不用,惟以至诚待人,人亦不欺君,久之渐致盈余”[54]。休宁商张洲弃儒经商,他“挟资游禹航,以忠诚立质,长厚摄心,以礼接人,以义应事,故人乐与之游,而业El隆隆起也”[55]。休宁商陈世谅在南粤服贾期间,常与岛夷相交易,能“以至诚相感召,夷亦敬而惮之”[56]。与诚信相联系的是“义利”问题,徽商的信条是“职虽为利,非义不可取也”,[57]恪守“以义取利”、“利缘义取”的贾道原则,强调货真价实,结果往往是“不言利而利自饶”。徽商注重血缘、地缘和业缘关系,有一种团结协作精神。顾炎武说:“新都(徽州l人……商贾在外,遇乡里之讼,不啻身尝之,醵金出死力,则又以众帮众。”[44]这种“出死力”、“以众帮众”的行为就是团结协作的表现。徽商雇佣的伙计,大多为族人;徽商对他们既能知人善任,又能推心置腹,血缘纽带把大家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徽州人许承尧说:“吾徽人笃于乡谊,又重经商,商人足迹所至,会馆义庄,遍行各省。”[45]凡徽商聚集之处,大至都市、小至集镇都建有徽州会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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