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些案例而言，人们认识到史家的研究成果或专业意见对政策制定起了直接的作用，因为决策人确实需要信息，自觉到“知识有缺口”（魏斯，1986年）。卡洛尔·魏斯（1991年）于此有一个提法，称之为研究工作的“数据”功能--将文献研究或实地考察、或是有见识的分析所获得的实证数据提供给决策人，帮助作出决定。
    倘如让·里乌指出（1987年，第204页）的那样， 确认集体的记忆确实便是“历史的第一项任务”--即史家们“帮助说明深深埋藏在民族的心脏之中的传统遗产和认同”时之所为--那么，当历史的分析涉及民族的往昔，而这往昔本身便是在公共辩论中引发的某个问题的根源之所在，则当此之际，史家的工作就很有可能对政策制订产生直接的影响。我们不妨举一个普遍见于所有民族的例子：如何有选择地纪念过去的事件--法定纪念日选择的根据，往往便是历史研究的结果。就此，法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个案。它那场大革命为现代的民族国家提供的认知模型，至今仍然是培育和衡量公民良知的规范。1989年庆祝法国大革命200周年，曾经成立“二百年历史研究全国委员会”。 历史学界曾经多次讨论，争辩纪念这一复杂的历史现象的含义及其包含的种种因素，在当前的政治和社会条件下所起的作用（《争论》，1987年）。尽管这一场又一场争论并没有导致什么新的研究成果（里乌，1987年），却足以突出表明历史研究所作出的解释如何使人们增长见识，影响政策取向，确立往昔事件的正式版本而纳入民族的记忆。
    对于就民族记忆所进行的历史研究，更加直接的政策反应，见之于德国和法国政府针对修订主义或者说否定主义（revisionist ornegationist）史家的论说而采取的立法措施。1984年德国刑法第130条规定，禁止公开发表违背宗教或种族宽容的观念；而法国于1990年通过的“盖索法”（“Loi Gayssot ”）则判定对“反人类罪行”--即纽伦堡和东京两处军事法庭所界定者--的任何否定为刑事犯罪；这些都证明公众和政府双方如何关心和保护集体的记忆，不许伪造历史，不许曲解历史，不让集体的记忆遭到损害（注：Despitegeneralagreementamongsthistorians that therevisionistpositionlackscredibilityduetoitshighly unscientific use ofevidence, and disquiet at the ideological implications oftheclaimsmadebynegationists,the passage of the Gayssotlawnonethelessencountered considerable opposition in bothacademic and political circles for its perceivedinfringementof the liberty of free expression already protectedby Frenchlaw（Faurisson. Robert（1990），'Contrelerevisionnismehistorique:La loi Fabius aliasGayssot',Revue d' HistoireRévisionniste,no.2,aoüt-oct 1990）。Evenso,theFrenchMinistry of War Veterans has a servicedevoted to ' vigilanceand memory'for whom the protection of national memory includes monitoring historical work undertaken on the subjectof contemporaryconflicts.）。
    对修订主义历史作出的政治和法律的反应确切表明，在如何对待民族的记忆这个问题上，必须严格区分合乎理性、以史实为根据的历史分析，以及为当代某种政治主张服务的历史辩说。显然，对历史的讨论一旦归结于政治上的正统，便会制造出某种“官方的”历史，其基础很可能是对史实的故意隐瞒或歪曲。历史于是不再是政策备择方案的源泉，倒成了政治选择的结果。早在1882年法国史家厄讷·雷曩就曾提醒人们注意，以有选择的眼光来看待过去，这种办法曾被用来建造集体的记忆。他指出：“遗忘--我甚至要说还有历史记录上的错误，乃是民族创建中一个根本的因素。”由于这个原因，有人声称，无论政治家们多么讨厌，史家的另外一个作用就是，指出民族集体记忆中的曲说和不说，从而对之提出质疑。事实是，随着对民族和个人权利的觉悟的增长，导致“普世化”的民族团结话语遭到怀疑，于是这种质疑也就在20世纪后半期特别地广为流传。由此而来的对历史的重新解释--它更加重视任何一个民族内部在经历和价值观方面的多样性--已经对各个层次的政策产生重大影响。
    史家挑战业已得到接受的民族历史，其中影响特别大的一个领域是教育。所有现代国家的政府均十分重视在各自的全国教育系统中讲授历史，史家因此负有一种社会的责任，要向公众和有关部门说明对现行历史教育政策的看法。阿普尔比、 亨特和雅各布在《就历史说真话》（1994年）一书中，追踪美国历史学的发展过程，其间的高潮是发现由族群和其他少数群体提出的另种史观，指出居于统治地位的主流历史，把这些族群和群体的经历或是不怎么提及，或是全然压下不表。他们于是得出结论道：
    关于美国历史，应当怎样讲授的猛烈争论揭露了一个重要的事实：怎样讲述往昔的故事，这就是一种力量。事实是，对美国历史的讲授--在教科书、牧师布道和竞选演讲中说了又说--对当代事件的发展过程本身起了重大作用（1994年，第157页）。
    以较为公正而多元化的手法重写本国的历史，可以视为民族成熟的象征：它已经能够正视自己的往昔。（“民族及其往昔”，1996年）。这个立场在新西兰人权专员的身上得到了正式的反映，他评论道：
    事实证明，我们的有记录的历史，对19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发生的重大事件的表述有很大缺欠；在那个时期进行过的争取文化平等的斗争胜利了而又失败了。……我们如今不得不接受这一事实--大体上，我们的历史书籍把事情弄错了。我们正在重写历史，这是我们演变成熟过程的一个部分（莱德劳，1990年，第293页）。
    由此可见，历史学界对往昔事件的解释互相冲突，破坏学术界和社会的一致，而若矛盾尖锐，则有可能直接影响到教育政策。例如法国在大革命二百周年时，从国立学校的考试卷子中删除了某些东西；又如作为glanost（透明）的结果， 昔日确立而一致推行的国家的“官方”历史土崩瓦解，俄罗斯便下令禁止讲授本国史，并且取消了国立中学的历史考试（阿普尔比、亨特和雅各布，第290页）。另一方面， 史家有可能提出进一步的事实证据，质疑对公认的历史版本的解释和其中留下的空白。例如1997年9月日本历史学家永三郎（译注：1913年生； 历任多所大学讲师、教授、名誉教授；多卷著作包括《太平洋战争》、《历史与责任》、《审定教科书》等）赢得诉讼，使法庭宣判日本文部省对历史教科书中关于二战期间日本暴行材料的审查为非法（《国民前卫周报》，1997年9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