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由于从其他各门社会科学引入的种种概念和方法，历史分析为当代问题的研究提供有用观点的能力已经大为提高。大体上，在极其富于影响力的法国编年学派（the annales school）的启发之下，这种“新”的历史学开阔了史家的考察范围，让他们得以看到其他学科的发现，向它们借用社会科学中种种重要的研究方法，从而大为丰富了自己的领域。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投入是数据处理和数量化，统计测量工具的运用导致“计量历史学”（注：Historicalanalysis relying on statistical measurement（OED）。）兴起，并且在历史学界得到承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这种新方法与史家的传统目标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探索昔日事件的最全面而客观的原貌（克拉布，1980年），获得更加完整的历史现实的图景以及数量化知识的史家得以参与当代所关心的课题的讨论，提供实证以纠正过去的重大错误决策基础的历史误会，为当代事务作出贡献。例如塞缪尔·海斯（1987年）曾表示，纵向的统计分析足以证明，美国社会结构中一贯顽固存在虽经历次社会和经济的变化而仍然贻害无穷的不平等。他这个结论导致人们质疑经济增长便导致平等增加的观念，于是要求重新界定多种经济和社会政策的根本基础。与此相类似的是，新近英国对生活水平中的分配所进行的系列调查，表明了贫富之间日见其甚的两极分化。这项发现是重要的，因为政府的许多政策所根据的正是对人民生活水平的估计，该发现无异于提出对当前实施的政策需要重新评估（古德曼等人，1997年，根据1997年8月3日《国民前卫周报》的访问记）。
    这种研究工作的另一个目的，是为决策人扩大备择方案的范围，具体办法是列出一段时间中对某一特定问题的种种反应以供比较。阿普尔比、亨特和雅各布（1994年）举出一例：美国公众辩论宾夕法尼亚州的坠胎法是否违宪，这是一项就300 年来对不想要的妊娠的反应和行为进行研究的精细分析，它改变了人们对历史和社会环境的看法，而这正是法官们据以考虑如何作出判决的根据。类此，齐格（1983年）申论说，关于劳工史的一项研究根据文献勾画出劳工运动的趋势以及解决冲突的惯常方法，这就为当前处理工业关系的做法提供了以历史为根据的备选方案，鼓励这个领域的从业人员在意识形态和视角观点上的多样化尝试。
    这样的一种历史研究，魏斯称之为“主意”（1991年），只是以间接的方式进入决策。它并不提供与决策直接相关的具体数据，而只是勾画出理解当前事件的参考框架，以及界定和处理现时课题的途径。通过影响人们对这些题目的基本思路，重新设置有关的参数和大致方向，这一类的研究有可能增进人们对特定问题的敏感程度，从而影响问题在政策日程上的进退。这种间接的关系还有一种作用，那就是突出学术研究与政策制订之间常有的差距；它尤其突出公众舆论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的关键角色，把原来属于学术探讨的课题转变为决策者关注的问题（里乌，1987年；彼得森，1997年）。
    历史与各门社会科学之间的这种联系，仅仅是50年代的“新”历史学导致的影响之一。通过主张以历史的视角--从长时期（the"longue duree"）、在广泛的基础上探索人类的经历，编年学派的奠基人通过历史把时间维度重新引回社会科学之中。于是，计量化和扩大了范围的历史研究这两种方法，就把过去曾经互相分离的各门社会科学联系到了一起。社会科学曾经倾向于以非历史的方式利用往昔，从过去找例证来检验某些一般性的推论，但求符合而不顾时序也不管情景场合；如今则开始按历史的观点来摆正自己的研究方向了；历史社会学领域的发展可为这方面的一例。另一方面，历史学者过去在传统上总是更加关心把往昔的事件置于其历史环境中来描述和阐释，或是着重关心经历一段时间的变化过程，如今则更加注意制订解释的和理论的框架来阐明有关的数据，于是有可能以更具普适性的方式推进历史知识（克拉布，1980年；霍姆斯鲍姆，1997年）。虽说已有这种联系，我们仍然必须看到史家和社会科学家之解释数据，即使是出自历史的数据，根本的重点依然不同。但又恰恰是由于这种不同，二者才能对政策制订作出各自的贡献。社会科学家的分析理论是把过程和问题概念化而作出界定，为政策制订者提供分析工具以便了解和阐释当代现象。这种理论的视角，需要与更具历史眼光的、把历史的上下文一齐考虑在内的具体分析相结合，以便估价普适性的分析是否可以用于特定的个案。
    历史分析提供这样的一种视角并取得相当效果的一个领域是经济。自从50年代以来，经济学者们对长期增长的强调，增加了历史的维度在对“假设-演绎（hypothetical-deductive）模型”的精雕细镂中所占的重要性（巴勒克拉夫，1991年）。对历史的这种应用的一个生动事例， 是亚历山大·格森克朗于50 年代早期提出的“道路依靠”（"pathdependence"）。格森克朗引用历史统计数字解释经济发展的过程，特别是19世纪期间若干欧洲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他以经验数据为凭据，重构了其中每一国家中早已有之、从而决定了该国其后的发展所取“道路”的那些经济和体制的因素。“道路依靠”便以这样的方式，明确标示关于特定历史环境（史家的传统领域）的知识有多么重要：这些先例为解释--哪怕只是部分地--当代的个案提供了基础。格森克朗尤其强调这种方法对制订说明经济发展的普适性理论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将其整合于为解决当代某些经济落后国家的个案设计的途径而加以运用。为了界定他关于历史知识如何对解决经济问题作出贡献这一观念，他写道：
    历史研究主要是把一组又一组得自实证观察的普适性假设运用于实地考察资料，看看接近到什么程度；希望通过这样的办法来把某些共同点、某些典型环境以及这些环境中若干因素的某些典型关系确定下来。……经济领域中的一切决定，基本上都是就若干因素的综合而作出的。史家的贡献在于，指出可能有关的因素以及可能重要的因素综合；经验的范围如若较为有限，这些东西是不容易识别的（1962年，第5-6页）。
    由于保罗·戴维、纳森·罗森堡以及道格拉斯·诺思等经济史学者进一步发展了考察制度和技术上的变化，用做分析经济发展的重要框架这样一种理论，道路依靠理论愈来愈受到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