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质疑业已确立的历史版本一事的政策意义，并不限于澄清历史或纠正教育部门对学生的误导。事实上，特别是有些群体感到自己受到往昔的历史局势或事件、主流史学家从史料研究得出的结论和分析的负面影响，要求翻案或修订；这种要求启动了对有关历史的重新审视，其中有些已经导致国家在全国修改政策。一个重要的例子是，许多后殖民社会中本土人民对土地提出的要求，得到政治和司法当局的审查。这些要求所引以为据的“土著所有权”（native title）概念，便是按照传统习惯和当前继续通行的土地关系界定下来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一些非洲国家的有关当局，均要求历史学界研究确立这些习惯和土地所有制关系，以期证明这种要求的历史实在性。由法院或特设委员会和特别法庭传下来的若干判例所形成的政策，肯定土著人民的所有权，便是以对历史详情的回顾为根据的。更有这样一些案例：史家在现存著作中表达的一致意见得到接受，成为这些要求据以成立的事实基础（怀唐伊[新西兰地名]审判，1985年）。此外，还常常拨出专款委托学术界研究特殊问题，既调查某些具体要求是否合理，也就历史情况提供广泛的报告以作为备参考的背景材料（土著人士及托雷斯海峡岛上居民委员会，1993年；李，1994年；迪里，1996年；协议和解厅，1996年）。
    历史学者核实根据历史事件、包括在世者所不能记忆的事件造成的后果，提出赔偿要求。这固然十分重要，但贡献实不止于此。1996年，世界犹太人大会（World Jewish Congress ）的一个研究小组在美国国家档案馆找到100 000多份文件，其中发现的具体事实证明， 瑞士银行违背英美乃至瑞士本身关于中立国家行为的规定，为纳粹德国“洗金”。因此之故，二战期间惨遭大屠杀的犹太人的后裔，原就已经提出的赔偿损失和退还纳粹所掠夺财物的要求，大为增强。从档案研究获得的证据起了中心作用，迫使各国政府和瑞士银行展开调查，西蒙·韦森索尔中心敦促瑞士政府委任一个历史学者小组协助清查这一交易的有关事实（《国民前卫周报》，1996年8月11日）。 还有些过去的案件受到审查，是起因于历史学者的干预。新近有几桩案件突出表明，单个的历史学者的发现，如何使一些群体得以根据这些证据要求政府采取行动。1979年，历史学家玛西亚·伦西斯在瑞典国家档案馆的发现可为一例：他找到的文件证明，迄至1976年执政的社会民主党政府曾于1935年执行一项强制性绝育计划。该计划公开之后，政府只得答应对受害者作出赔偿，而社会政策部部长则承诺成立一个委员会进行调查（《国际信使》，1997年9月4-10日）。
    历史学者常常应有关部门的要求，或是需要信息，或是需要填补某方面的“知识缺口”而提供资料或分析（魏斯，1986年），历史研究于是被用于解决发端于往昔的问题而具有了魏斯所说的（1991年）那种“辩护”地位，亦即作为证据而为案件的此方或彼方辩护。当然，各门社会科学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研究人员既然并非全然地“价值中立”，则研究成果是否都可以信任？以关于土地所有权的个案为例，作为依据而提出的研究结论有的就被判决为未能达到可以接受的专业研究标准；而依靠专业的历史学者则又受到批评，说是土地所有权都被学术界接管过去了（迪里，1996年）。但一般地说，人们还是公认：即令没有哪个研究者能够声称自己绝对客观，只要研究工作遵循正常的科学规范，历史研究的价值就无可否定（奥里亚特，本期；亦见布尔默，1986年b；魏斯，1991年；霍布斯鲍姆，1997年）。
    为当代的问题提供历史的视角
    史家对处理当代问题的政策的贡献，未必一定局限于考察具有历史根源的特定事件。个人的研究所获，有可能为当代的事件描绘出历史的背景，从历史的角度阐明问题。有些研究工作是考察具体事件在历史上的前例，这就有可能重新界说问题的提法和处理方式，挑战不准确不正确的假设，影响公众舆论，为决策打下基础。法国的移民问题是一个有意思的事例。热拉尔·努瓦里埃尔（1985年）申言：公众就这个题目引用历史资料发表的大量意见，把过去那些信仰天主教的欧洲人之“顺利”移民和当前在民族和宗教上均多样化的新移民两相比较，说明新移民之“成问题”。而严肃的历史调查却揭示出另一种情况：新移民来到法国，总是要经历一个艰难的整合过程。接着，他批评人们不应该使用历史上的统计数字来支持当前的移民数量空前地大的说法，指出这既没有考虑历史背景又不顾计数方式，把不可类比的事情相类比。莫里斯·阿居隆则以类似的观点申论（1987年），法国居民集体态度的历史表明，法国从来都是一个多族群、多文化、多信仰的国家。两位作者均强调历史学家的重大任务在于“把理性的声音引入”这场全国性的热烈辩论。努瓦里埃尔进而指出，为了批倒极端分子在这个问题上的政治立场，必须继续发展对移民史的研究（第148页）。关于民族问题立法改革的1997年韦尔报告，充分体现了这个题目所引起的广泛思考，它从对有关法律的历史分析得到启发，引用新近的人口研究成果，揭示来自欧洲以外的移民的文化同化过程，实际上和欧洲的移民同样顺利；或者，（按努瓦里埃尔找到的证据来说）至少是并不更难（《人道报》1997年7月31日以及8月1日）。
    类此，科克里·维德罗维奇申论（1987年）：在后殖民社会从事发展的人士，如果欲避免误解这些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经济传统，并且由于以此误解为根据而采取不相宜的发展模型，那就必须充实扩大他们对殖民主义历史的研究。她坚决认定，为了寻求建立适宜的组织和权力形式，若干发展模型应求助于民族学和人类学的分析研究，而此种研究着重的是各个社会中的延续性。把传统和现代性、殖民主义者和殖民地人民做简单化的划分，便会导致对“传统”的文化和行为作出错误的界定（注：A similar plea for greater attention to be paid to thehistorical process and the necessity for the adoption of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anthropological studies relatedto colonialism was made recently by David Scott in'Colonialism'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154,December 1997.）。但如就殖民主义在边界、政权结构、民族性和城市发展等方面的冲击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那就会发现殖民主义结构对后殖民社会一切层次上的认识、态度和价值观都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因此，历史知识愈丰富便愈能懂得从事发展工作的人士所面对的各种当代问题，也愈能以一种现实主义的观点看待和处理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