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将历史的经验告知政策制订人员，这种做法难说有什么新鲜之处。基思·汉密尔顿说明，早从19世纪时起，法国政府就有选择地印刷出版外交政策方面的文件，藉以“传授法国的政治传统，教导青年外交人员”（1993年，第185页）（注：Sous-Commission desArchives Diplomatiques,Commission des Archives Diplomatiques, 8 Mars1882.Hamilton also emphasizes theimpactonpublicopinion that the publication of Foreign Office archival documents was intended to produce. Explainingthatsincethenineteenth century modern democratic governmentshavelookedtothe publicationof archival documents as a means topromotea unifying national sentiment andsecurepopularlegitimacy for their policychoices,he outlines the propaganda victory obtained by thepublicationofGermanforeignministry archival documents challenging the war guilt clause inthe 1919 Versailles peace treaty, whichinturnpromptedthe British,French and Americangovernments to publish their own selections of documents whichwere considered as influential resources in foreign policy（1993）。）。虽然过去已经不再作为一种模型提出来，但历史的视角对于了解政治决策过程仍然是极端重要的。法国文化部历史局局长奥古斯坦·热拉尔说：
    我认为愈来愈清楚的是，通过历史来了解政治上的决定，要比通过社会-经济数据容易些。通过历史特别是通过“反思的社会学”，由于它们把各种决定的来龙去脉明明白白地摆了出来，我们就能看出不同的政策类型、主要的备择方案以及采取行动的不同方式，而这些在短期内都可以作为未来的模型”（热拉尔，1993年）。
    了解历史渊源，政策制订就能较为理智。了解过去曾经尝试过或考虑过哪些政治的选择，当代的政策制订人员就能拓宽眼界，多一些备择方案。法国就业部历史局局长克劳德·谢特居蒂就此举出的例子是，80年代该部官员用来调解汽车制造业纠纷的技巧，其过程如何、效果如何都没有记录下来，无法供现时的政策制订者参考。
    不过，如谢特居蒂和英国外交部的基思·汉密尔顿所说，人们如今广泛使用的是电子传媒，文献记录已经不足以准确重建职能机关制订和实施政策的活动。因此，研究人员开始利用口述历史以求弥补这个缺口。他们访问参与（过去的和现在的）政策制订过程的人们，藉以查明个人在其中的作用，同时也了解过程中的某些方面，因为仅从效果着眼是看不清楚的。访问中有一类是去采访民族的领袖或者“杰出人物”（威基，1973年）。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对墨西哥革命领袖人物的系列访问，访问的目的是了解他们个人生活经历中，有些什么样的因素构成了他们的世界观的基础，也力求了解他们对自己的看法，因为这些东西无不在他们的政治活动以及政治抉择中体现出来。另一种更为广泛流行的方式，是邀请高层次的政策制订人员和行政官员口头作证。法国的经济和财政部以及就业部都在编制这样的口述历史档案，而美国的外事口述历史计划，则具体规定要“从美国外交的方方面面抓取某些东西，就个人在外交政策的制订中所起的作用建立一套独一无二的记录”（阿尔德里奇，1993年，第211页）。 再一种做法是英国当代历史所的“证人研讨会”（witness seminars），把政策制订人员和过去的重大政治事件的参与者一齐请来，与有关历史领域的学者专家合作。
    通过这样的工作取得的成果自然要加以传播，而传播的对象便包括现时的政策制订人员；这就明白显示这项工作的目的是要和现时的政策问题联系起来。事实上，法国政府各部给各自的历史部门布置的任务，就是为部长们提供本部的历史信息，虽然我们并不确知部长们是否提出过这样的要求。不过，如奥古斯坦·热拉尔评论的那样：这种历史部门的工作成果虽然没有直接导致什么政策行动，却也使得人们“敏感起来”，使得政策制订机构的人员意识到，和当代的政策备选方案有关的历史前例（例如在现存的文化机构上花费的钱完全无助于消除不同社会群体在获得文化方面的不平等）（热拉尔，1993年）。历史研究的这种运作再次发挥了“启蒙”或“出主意”的作用（魏斯，1991年）：提供信息，使政策制订人员多一个视角、多一种比较方法来估价不同的政策方案。此外它还起了一种具体的桥梁作用，使史家和决策人找到和扩大共同感兴趣的领域，以及彼此均可受益的合作形式。
    结论：几点建议
    既然历史研究能在如上所述的种种情况下对政策制订做重大贡献，而就此课题进行的探讨和资料出版又均如此缺乏，这就有必要提出若干初步的建议，以求推动这个领域的进一步发展。这方面的研究不能仅限于就历史研究如何影响政策选择的具体事例收集资料，而尤其是要促使人们更多也更深刻地了解应当使用什么方法更为适宜，以及这些方法对政策制订过程的投入的性质。
    这就引向进一步的探讨：历史学者以及更一般地说，学习历史的学生--其中部分人今后可能从事政策制订--的培训，必须更加注重历史学科方法论的教学，注重各种不同的方法如何适宜各种不同性质的研究。这就意味着强调任何社会科学家从事任何研究计划的一个核心点：如何正确提出问题，其中包括考虑到研究的发现与当前和今后的社会和政治之关注是否相关、有何意义。
    历史提供对环境和历时变化过程的详尽知识，对了解任何当代问题不可或缺。它这方面的重要意义及其与其他各门社会科学在方法论上的一致，提示我们必须尽力促进学科际的研究工作；强有力的历史因素将保证对当前所关注的各种课题都能以历史为背景、从历史的视角加以探讨（罗尼，1981年）。这方面已有很成功的个案，例如普罗福梅克斯城市发展研究计划，以及当代英国历史所对欧洲科学研究理事会关于英国中央政府变化中的性质之“白厅计划”的贡献。
    最后，历史研究如果应用于政策制订，则研究工作者便须确保自己对政策制订过程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理解，也需要对政策制订人员在使用研究成果时所面临的各种制约有一种实事求是的看法。在一个层次上，这意味着与学术界以外的人们（政策制定人员、中介者、以及向公众报道信息的媒体）保持联系。我们必须特别重视广泛传播研究的发现和分析，因为历史研究常常被用来“启发”舆论，它既能影响人们对当前具体问题的根本思想和观点，又能突出这种问题、使之为政策制订者所关注。此外，历史研究的成果既然作为直接的投入而提供给政策制订人员，那就必须注意提交的方式；也就是说，它应当能够满足决策人的期望。语言清晰，结论的归纳条理分明，这两条对历史知识在学术界以外的传播特别重要（魏斯，1991年）。而如果研究的发现涉及预测未来的方向，那就需要付诸具体的语言和尽可能准确的数字，这样才能引起决策者更大程度的重视--于是又为与其他学科的合作增加了一条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