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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鸿都门学的设置，直接发端于灵帝编撰《皇羲篇》。《后汉书·蔡邕传》说：初，帝好学，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诸生能为文赋者[1]（p1991）。
    这里说灵帝“好学”，《通鉴》作“好文学”。汉末“文学”即经学，经学包括小学，而小学又以文字为主。所以具体说来，灵帝“好学”，指爱好经学或偏爱小学。这里所谓“诸生”，就是太学生。太学生在西汉称博士弟子，东汉也称诸生。灵帝因为编撰《皇羲篇》，才想招引能为文赋的太学生。这一初衷尽管没有落实，但据此可以认为，灵帝编撰《皇羲篇》之时，正是鸿都门学酝酿之始。那么，《皇羲篇》编撰于何时呢？《御览》卷九十二引《典略》说：
    熹平四年五月，帝自造《皇羲》五十章[2]（p440）。
    《典略》为三国时魏人鱼豢所撰，主要记述汉魏之际的历史嬗替，所述应有原始的依据，其中所载《皇羲篇》的编撰年月，应符合历史实际，可以予以确认。
    至于《皇羲篇》是一部什么书？因为它没有留下一鳞半爪，魏晋以后就很少被人提起，更缺乏一个精确的题解。好在清代学者通过反复论证，对此有着逐步深入的认识。钱大昭《补续汉书艺文志》把《皇羲篇》划归子部，极可能是一个失误。侯康《补后汉书艺文志》修正旧说，把《皇羲篇》改在经部小学类，但没有作任何解释。《补后汉书艺文志》也把《皇羲篇》列入经部小学类，并作出详细印证。直到姚振宗撰《后汉艺文志》，更进一步把《皇羲篇》划归经部小学类新撰字书门，小学类分为新撰字书等五门，新撰字书门包括五家七部，依次是灵帝《皇羲篇》、崔祋《飞龙篇》、贾鲂《字属篇》、郦炎《郦篇》、《州篇》、蔡邕《圣皇篇》、《劝学篇》。据此可知《皇羲篇》是一部新编字书。
    灵帝编撰《皇羲篇》，虽说是属于“自造”，但也需要他人的帮助，因为当时灵帝还未满19岁，难以独自完成一部字书。上述灵帝招引能为文赋的太学生，大概由于两方面的原因：一则太学生与朝廷的矛盾并未消解，一则有灵帝左右的人插手其中，结果弄得事与愿违，面目全非。《蔡邕传》接着上引“因引诸生能为文赋者”句后说：
    本颇以经学相招，后诸为尺牍及工书鸟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数十人。侍中祭酒乐松、贾护多引无行趣势之徒，并待制鸿都门下，喜陈方俗闾里小事，帝甚悦之，待以不次之位。[1]（p1991-1992）。
    这实在是一种不正常的征召行为。灵帝本想“以经学相招”，但由侍中祭酒乐松、贾护操办，征召来的人流品很杂，既有“诸为尺牍及工书鸟篆者”，还有“喜陈方俗闾里小事”者，可谓形形色色。所谓“待制鸿都门”，即在鸿都门等待灵帝的诏令，表明灵帝对征召来的人，还没有给予正式的任命。这批征召来的人作为鸿都门待制诸生，在乐松、贾护的关照下，深得灵帝的好感，可以说是促动灵帝设置鸿都门学的前提条件。
    就在这次征召之前，灵帝还做了另一件事。有“市贾小民，为宣陵孝子者，复数十人，悉除为郎中、太子舍人。”[1]（p1992）宣陵即桓帝陵，市井小民相聚宣陵守孝，就可以得到特诏拜除，进入禁省更值宿卫，这种随意任官的做法，既不符合正常的选举惯例，也没有获得合适的人才，因此很快在朝中引起争议。
    恰自熹平四年以来，各种灾异现象不断发生，“频有雷霆疾风伤树拔木，地震、陨雹、蝗虫之害，又鲜卑犯境，役赋及民”[1]（p1992）。这些灾异现象与朝廷政治联系到一起，迫使灵帝在熹平六年七月下诏引咎，让群臣各述当务之急。当时诸朝臣上疏议政，议郎蔡邕谈到需要抓紧施行的七件事，其中第五件事针对鸿都门待制诸生指出：
    夫书画辞赋，才之小者，匡国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经术，听政余日，观省篇章，聊以游意，当代博奕，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诸生竞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颇引经训风喻之言，下则连偶俗语，有类俳优；或窃成文，虚冒名氏。臣每受诏于盛化门，差次录第，其未及者亦复随辈皆见拜擢。既加之恩，难复收改，但守奉禄，于义已弘，不可复使理人及仕州郡[1]（p1996）。
    蔡邕批评鸿都门待制诸生，明显地采用了两个标准：一则取士以经术为本，一则任官以理政为要。从这两个标准来看，鸿都门待制诸生显然不符合选举的要求，何况他们“或窃成文，虚冒名氏”，更属于不正当的行为。有鉴于此，蔡邕一面建议灵帝效法宣帝、章帝，“孝宣会诸儒于石渠，章帝集学士于白虎，通经释义，其事犹大，文武之道，所宜从之”[1]（p1997）；一面劝告灵帝对待鸿都门待制诸生，可以赐与他们俸禄，但不能授予他们官职。就传统政治实践而言，这种选举主张不是没有道理的，何况蔡邕在文学艺术领域造诣很深，对两汉历史尤其是制度比较熟悉，因而能从治理国家的高度，来评论“书画辞赋”所具有的现实意义。
    除对鸿都门待制诸生加以批评外，蔡邕还就所论当务之急，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希望灵帝不要废弃郊祀、辟雍的礼仪；重视选举贤良、方正、敦朴、有道之士；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监察活动，以便整顿吏治；将所谓宣陵孝子遣回原籍，重新选配太子官属。这些建议很快得到灵帝的回应，其中既有肯定的一面，如灵帝在当年十月亲自迎气北郊，并且举行辟雍之礼；又有折衷的一面，如诏令所谓宣陵孝子不再充作太子舍人，而全部改派到地方上担任县丞、尉；还有否定的一面，即对鸿都门待制诸生表示特别的关爱，正式为他们大开仕途，因而设置了鸿都门学。
    以上叙述鸿都门学的缘起，可以概括指出几点：1.灵帝为编撰《皇羲篇》而征召的人，本来是以经学见长、能为文赋的太学生，而实际征召来的人，有不少“能为尺牍及工书鸟篆者”和喜欢讲述风俗轶事的“无行趣势之徒”，致使鸿都门待制诸生流品颇杂。2.这种不正常的征召出现的原因，一方面是灵帝仅凭个人兴趣办事，可能没有针对此举的特诏，给主持征召者留有空档；另一方面侍中祭酒乐松、贾护等人，作为灵帝身边的亲信，既不能正视朝廷政治的缺失，也没有知人善任的品质。3.鸿都门学作为灵帝关爱鸿都门待制诸生的产物，并不完全是要同太学相对抗，尽管宦官团伙也会涉足此事，但设置鸿都门学的目的，还在于灵帝为自己招揽政治势力。4.在鸿都门学设置后，鸿都门待制诸生即称鸿都门生，才正式得到朝廷的委任，这可以说是一条特殊的仕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