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看，由于鸿都文学并不是真正的文学家，也没有特别的文学成就，鸿都门学对后世的影响，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的。《文心雕龙·时序篇》就此评论说：
    降及灵帝，时好辞赋，造《皇羲》之书，开鸿都之赋，而乐松之徒，招集浅陋，故杨赐号为驩兜，蔡邕比之俳优，其余风遗文，盖蔑如也[10]（p673）。
    刘勰显然同意杨赐、蔡邕对鸿都文学的评价，以为鸿都文学所作辞义浅薄，他们的余风遗文不足称道，这应该说是比较客观的。所以，硬说鸿都门学在汉魏文学发展史上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还需要再加斟酌。
    对于鸿都门学的认识，显然不能单纯地理解为教育问题，也不是一个思想或文学艺术问题，而主要是一个政治问题，具体一点说是选举问题。针对这一问题，传统史家如马端临、王夫之等人，都作过简要的评论。《文献通考》卷四十说：
    灵帝之鸿都门学，即西都孝武时待诏金马门之比也。然武帝时虽文学如司马迁、相如、枚皋、东方朔辈，亦俱以俳优畜之，固未尝任以要职。而灵帝时，鸿都门学之士至有封侯赐爵者，士君子耻与为列，则其人品可知[11]（p387）。
    这一论段虽然放在《学校考》里面，但讨论的是选举问题。马端临以待制鸿都门与待诏金马门相比较，认为二者的性质相同，或者说鸿都门学有一定的历史渊源。汉武帝对司马相如、东方朔、枚皋等人，只是以俳优相待，而灵帝却很器重鸿都门待制诸生，不仅专门为他们设立鸿都门学，而且以封侯赐爵的方式，抬高他们的社会地位。所以，鸿都门学在制度层面是对武帝所作所为的继承和发展。
    不仅如此，鸿都门生的入仕方式，又与后世的科举取士，颇有一些相通之处，这使鸿都门学与科举制度之间，似存在一定的联系。《读通鉴论》卷八说：
    灵帝好文学之士，能为文赋者待制鸿都门下，乐松等以显，而蔡邕露章谓其“游意篇章，聊代博奕”，甚贱之也。自隋炀帝以迄于宋，千年而以此取士，贵重崇高，若天下之贤者，无逾于文赋之一途[12]（p254）。
    这段评论系有感而发，王夫之认为汉时对待文学之士不够公允，因为司马相如、扬雄之赋，饱含讽谏的意味，蔡邕也曾有这种偏爱，就不该把他们斥为俳优；但从另一方面说，如果朝廷仅凭辞赋取士，“内遗德行，外略经术”[12]（p254），又必然导致浮华不实的恶果。依照王夫之这种观点，灵帝对鸿都门生的重用，在选举制度层面是有缺陷的。
    正是这一选举制度的缺陷，加上鸿都门生自身的弱点，在当时激化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甚至引发了社会舆论的不满。尤其是经过党锢之祸，灵帝不仅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消除这一事件带来的负作用，反而故意抬高鸿都门生的社会地位，以对抗天下名士，使朝廷进一步丧失统治基础。直到黄巾大起义爆发后，灵帝才下令解除对党人的禁锢，但这已经为时太晚。所以，仅就灵帝时期的政治动向而言，鸿都门学对正常的选举制度的破坏，以及对朝廷政治的恶劣影响，是东汉王朝走向崩溃的一个重要原因。
    收稿日期：2000-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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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王永平。汉灵帝之置鸿都门学及其原因考论[J].扬州大学学报，1999，（5）。
    [10]刘勰撰，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11]马端临。文献通考[M].上海：商务印书馆，1963.
    [12]王夫之。读通鉴论[M].北京：中华书局，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