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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鸿都门学的设置，正因为有悖于正常的选举制度，有碍于朝廷政治的进步，所以很快激起一些朝臣的不满，甚至是强烈的反对。光禄大夫杨赐、议郎蔡邕、尚书令阳球等人，借着各种灾异的出现，针对鸿都门学带来的弊端，或提出严厉的批评，或提出合理的建议，表达了他们各自的观点。
    在鸿都门学设置前后不到半年间，又连接发生了几次灾异现象。光和元年二月，先有日蚀，而后京师地震；四月，京师再次地震；侍中寺雌鸡变雄，只剩头冠未变；五月，有白衣人闯入德阳门，自称梁伯夏，又说“伯夏教我上殿为天子”；六月，温明殿东庭冒出黑气十余丈，形状似龙；七月，青虹出现在南宫玉堂后殿庭中。这一连串灾异现象立刻引起灵帝的警觉，他要弄清天意如何，就诏令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甶、议郎蔡邕、张华、太史令单飏等人到崇德殿，使中常侍曹节、王甫就问灾异和朝廷政治的关系，以及消改变故的方法。杨赐、蔡邕除当场对问之外，还进一步上疏陈述己见。针对鸿都门学造成的危害，杨赐明确地指出：
    鸿都门下，招会群小，造作赋说，以虫篆小技见宠于时，如驩兜、共工更相荐说，旬日之间，并各拔擢，乐松处常伯，任芝居纳言，郄俭、梁鹄俱以便辟之性、佞辩之心，各受丰爵不次之宠，而令搢绅之徒委伏畎亩，口诵尧舜之言，身蹈绝俗之行，弃捐沟壑，不见逮及。冠履倒易，陵谷代处，从小人之邪意，顺无知之私欲，不念《板》、《荡》之作、虺蜴之诫。殆哉之危，莫过于今[1]（p1780）。
    鸿都门生大多出身于寒门，原本没有什么权力基础，仅凭一技之长步入朝廷，很难独自发挥政治作用，因而他们一味地谄媚于灵帝，依从灵帝的意愿，甚至与宦官团伙同流合污，去败坏朝廷政治，则难免引发杨赐之流的抨击。杨赐出身于世家名族，又以《尚书》教导灵帝，历任少府、光禄勋、司空、司徒、光禄大夫，他站在搢绅之徒的立场上，痛斥鸿都门生为小人，固然反映出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但硬要论其长短，还总属于正当的批评。
    与杨赐的观点相一致，蔡邕议政也是从朝廷用人入手的。他认为各种灾异现象都是“亡国之怪”，造成此怪的原因“远在门垣，近在寺署”[1]（p1999），与鸿都门学有一定的关系，因而“尚方工技之作，鸿都篇赋之文，可且消息，以示惟忧”[1]（p1999）。而实际上，朝廷设置鸿都门学，“以小文超取选举，开请托之门，违明王之典，众心不厌，莫之敢言”[1]（p1999），使朝廷政治蒙上阴影，这就需要灵帝“忍而绝之，思惟万机，以答天望”[1]（p1999）。显而易见，蔡邕对鸿都门学的批评，同以往批评鸿都门待制诸生一样，还是比较有分寸的。
    不过蔡邕、杨赐的两份奏疏，所谈并不限于鸿都门学，还涉及其它朝廷事务，甚至主要是抨击宦官专权，因而立即招致曹节等人的陷害。蔡邕被捕入狱，受到“仇怨奉公，议害大臣”的弹劾，依大不敬的罪名处以极刑，幸亏中常侍吕强的恳请，灵帝才将他减死一等，与他的家属一同流放到朔方。杨赐所受到的迫害稍轻，因为他在朝廷上资深望重，又与灵帝有做师傅的恩情，所以得免于惩处。这是蔡邕和杨赐两人上疏议政，观点相似而结局不同的根由。
    光和元年十二月，灵帝出自个人的意愿，为了抬高鸿都门生的社会地位，“有诏敕中尚方为鸿都文学乐松、江览等三十二人图象立赞，以劝学者”[1]（p2499）。按所谓“图象立赞”，是汉朝廷奖给功勋卓著者的一份殊荣，而今把这份殊荣授予鸿都文学，实在是一项极不正常的决定。针对灵帝的这种做法，尚书令阳球当即上疏谏说：
    按松、览等皆出于微蔑，斗筲小人，依凭世戚，附托权豪，俛眉承睫，徼进明时，或献赋一篇，或鸟篆盈简，而位升郎中，形图丹青。亦有笔不点牍，辞不辩心，假手请字，妖伪百品，莫不被蒙殊恩，蝉蜕滓浊。是以有识掩口，天下嗟叹。臣闻图象之设，以昭劝戒，欲令人君动鉴得失。未闻竖子小人，诈作文颂，而可妄窃天官，垂象图素者也。今太学、东观足以宣明圣化。愿罢鸿都之选，以消天之谤[1 ]（p2499）。
    这是对鸿都门生最严厉的批评，阳球和杨赐、蔡邕一样，以弘扬正气，铲除邪恶为己任，把鸿都文学看作一帮小人，说明他们“依凭世戚，附托权豪，俛眉承睫，徼进明时”的仕进特点，揭露他们“笔不点牍，辞不辩心，假手请字，妖伪百品”的欺诈手段，希望灵帝能认清真相，免黜鸿都文学的官位，让天下士人不再怨嗟。不过，与杨赐、蔡邕有所不同，阳球并非经学出身，而是偏好法家学说，为政以果敢酷烈著称，是东汉一代有名的酷吏。他专门讨论鸿都文学的问题，想用一刀切的办法来加以解决，未给灵帝留有余地，自然也不会被采纳。
    看来灵帝在处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时，已经偏袒于鸿都门生一边，而不顾朝中正直的呼声，加上他受宦官团伙的操纵，就只能在败坏朝廷的道路上，走得越来越远。《后汉书·崔骃传》说：
    灵帝时，开鸿都门榜卖官爵，公卿、州郡下至黄绶各有差。其富者则先入钱，贫者到官而后倍输，或因常侍、阿保别自通达。是时段颎、樊陵、张温等虽有功勤名誉，然皆先输货财而后登公位[1]（p1731）。
    有关灵帝卖官的情形，还有一些具体的记载，上面说是开鸿都门卖官，而《灵帝纪》则称光和元年，“初开西邸卖官，自关内侯、虎贲、羽林，入钱各有差。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1 ]（p342）又同卷注引《山阳公载记》也说：“时卖官二千石二千万，四百石四百万，其以德次应选者半之，或三分之一，于西园立库贮之。”[1 ]（p342）这场丑陋的卖官活动，显然是灵帝具体授意开展的，一些鸿都门生可能参与其中；这场卖官活动的方式既有公开的榜卖，也有私下的兜售；各级官职和爵位还标出不同的价格，在较大范围内供人们选择。东汉正常的选举制度，经过这般肆意践踏，无论在名实那一方面，都被破坏无余了。
    大抵至光和元年，东汉朝廷因整体的败坏，已经变成一台锈死的机器。虽然还有朝臣清廉正派如杨赐者，刚直果敢如阳球者，但这类人在朝廷上属于少数，并不能发挥多大政治作用。倒是以曹节等人为首的宦官团伙肆虐宫廷，权倾内外，朝臣如太尉段颎之流，都要阿附于他们；还有他们的父子兄弟担任卿、校、牧、守者遍布天下，所在贪婪残暴，危害社会。特别是灵帝本人，不仅以公开卖官行径，败坏了整个统治集团，而且因耽于消遣享乐，更败坏了社会风气。《灵帝纪》光和四年说：“是岁帝作列肆于后宫，使诸采女贩卖，更相盗窃争斗，帝著商估服，饮宴为乐。又于西园弄狗，著进贤冠，带绶。又驾四驴，帝躬自操辔，驱驶周旋，京师转相放效。”[1]（p346 ）灵帝这般生活情趣，在历代帝王中实属少见，如此“弄狗”“驾驴”的行为，又怎能不使统治集团败坏？甚至连狗都要戴上进贤冠，还谈什么教育和人才呢（注：关于“冠狗带绶”之事，《后汉书·五行志》注说：“灵帝宠用便嬖子弟，永乐宾客、鸿都群小传相汲引，公卿牧守比肩是也；又遣御史于西邸卖官，关内侯顾五百万者，赐与金紫；诣阙上书占令长，随县好丑，丰约有贾，强者贪如豺虎，弱者略不类物，实狗而冠者也。”这可说明灵帝败坏选举制度的情形。）？
    好在历史无情。中平二年二月，正当黄巾大起义酿成之际，南宫云台发生火灾，延及白虎观和兰台等处。《续汉书·五行志》说：“灵帝曾不克己复礼，虐侈滋甚，尺一雨布，驺骑电激，官非其人，政以贿成，内嬖鸿都，并受封爵，京师为之语曰：今兹诸侯岁也。”[1]（p3297）这最后一句谶语，就是说从今年开始，已不再是汉室一统，而将转变为诸侯纷争。伴随这一政治局势的转变，东汉王朝也就要崩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