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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鸿都门学考辨(5)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 赵国华 参加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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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鸿都门学的现实意义如此,那它对汉魏之际的文化演变有什么作用呢?它在中国文化史又有什么地位呢?一些学者谈及这些问题,因为不熟悉鸿都门学的来龙去脉,不清楚它的政治本质,所以,过高估计了它的思想内涵,给予它不应有的学术评价。
    譬如说有人认为鸿都门学是一种研究文学艺术的专门学院,是宦官集团为了培养拥护自己的知识分子而创办的一所与太学相对抗的新大学。世界上的专门大学特别是专门的文学艺术大学,当以鸿都门学为最早。汉灵帝能不顾猛烈的反对,打破以儒家经典为大学唯一的教学内容的旧观念,毅然办起这样一所新大学,不能不说是对教育上的一个贡献。这就突破了“独尊儒术”政策的藩篱,把学校的概念从儒家经典式的扩大到非经典式的,为后代各种专门学校开辟了道路(注: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在中国教育史研究领域,“鸿都门学”一直被视为专门学校;近期出版的论著,如毛礼锐《中国古代教育史》、熊明安《中国高等教育史》、陶愚川《中国教育史比较研究》等,仍持上述观点。)。
    其实,鸿都门学不是现代意义的学校,而是一个特殊的文化场所,后又演变成一座皇室图书藏馆。它发端于灵帝本人的爱好,具体由乐松、贾护等人主持,并非宦官团伙一手创办。设置鸿都门学的目的,主要是灵帝为自己招揽政治势力,而不能说专门培养拥护宦官团伙的知识分子。虽然有些鸿都门生具备书法、辞赋方面的特长,但这不是由鸿都门学培养出来的,而是他们基于个人的兴趣,经过一段时间练习而得来的。鸿都门学也不像太学那样,有五经博士来指导太学生的学业,而压根就没有正常的教学活动。至于把辞赋、小说、尺牍、书画说成鸿都门学的主要课程,则完全不符合历史实际,纯属个人臆断。
    鸿都门生也不是现代意义的学生,而是朝廷选用的官吏。他们本来待制于鸿都门下,在鸿都门学设置之后,大概经过一次简单的测试,就被授予各种官职,或者到地方任刺史、太守,或者入朝廷为侍中、尚书,由此形成一股新生的政治势力。尤其是鸿都文学,堪称鸿都门生的领袖,受到灵帝的大力表彰,在朝廷上起着更大的作用。他们与以往的贤良文学相比较,形式上基本相同,都是一种选举的科目,实质上不相一致,确有各自独特的内涵。总的来看,鸿都门生作为“天子门生”,一度活跃在政治舞台上,反映出灵帝时期的政治动向。
    又如说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有神论和无神论的斗争,在汉代是有一条线贯穿着的,仅从代表思想来说明,第一期是董仲舒和司马迁的对立,第二期是《白虎通义》和《论衡》的“两刀相割”,第三期是鸿都门学士和王符、仲长统的斗争。这一思想斗争刻着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烙印,反映着封建社会的阶级矛盾[7](p54-55)。
    这种观点出现得较早,明显地带有时代烙印,且不说三个阶段的划分正确与否,单把鸿都门生视为王符、仲长统的对立面,就很缺乏事实根据。一则王符、仲长统作为思想家,以现实社会批判为特色,而鸿都门生因“能为尺牍辞赋及工书鸟篆”,得以在朝廷或地方任职,并没有什么思想上的见树,因而不宜把他们一同放到思想史领域来作比较。二则王符《潜夫论》成书于灵帝即位之前,所论不可能涉及鸿都门生;仲长统生于光和三年,20多岁时游学青、徐、并、冀之间,已是建安五年以后的事情,而这时鸿都门学已不存在,自然不会在思想上给仲长统带来多大影响,这还可以从他的政论得到证明。三则王符终生隐居不仕,著书“以讥当时失得,不欲章显其名”[1](p1630);仲长统早年“博涉书记,赡于文辞”[1](p1643),后被举荐为尚书郎,继而参丞相军事。这与鸿都门生相比较,虽然有一定的差异,但还不好说他们相互对立,甚至作为阶级矛盾来处理。
    如果硬要找鸿都门生的对立面,从直接关系来说,那应是杨赐、蔡邕、阳球等人。杨赐把他们称为“群小”、“小人”,比作驩兜、共工;阳球更斥责他们是“斗筲小人”、“竖子小人”。这就从道德人格层面,把鸿都门生说得一无是处。另从间接关系来说,鸿都门生的对立面,还包括所谓“党人”的领袖。灵帝大力表彰乐松、江览等32位鸿都文学,确实是用以对抗党人标榜的32位大名士[8](p191 )。这说明鸿都门学的设置,与党锢之祸有一定的联系,而在当时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斗争中,灵帝同鸿都门生是站在一边的。
    再如说在东汉中晚之世,伴随社会历史变革的进程,出现了一些新的文化现象。鸿都门学作为一个文学艺术的创作中心,与太学、东观所代表的儒学文化中心相抗衡。汉魏之际文学艺术日渐突破经学的樊篱,取得独立的地位,实现了所谓“文学的自觉”,鸿都门学是一个显著的标志[9](p11-17)。
    其实,鸿都门学作为一个文化场所,从光和元年设置开始,到中平二年董卓之乱,只存在了10年时间。“及董卓移都之际,吏民扰乱,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策文章,竟共剖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縢囊”,鸿都门学自是荡然无存。在这短短的10年间,鸿都门生的征召和辟用,不可能是经常性的,从现存史料来看,就只限于光和元年一次,再不会有第二次。何况鸿都门生是朝廷选拔的官吏,他们出任刺史、太守,入为侍中、尚书,也不会经常到鸿都门学从事创作活动,因此没过多久,鸿都门学就可能成为一座皇室图书藏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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