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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朝廷正式设置鸿都门学的时间，是光和元年二月初九。《灵帝纪》光和元年说：
    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己未，地震，始置鸿都门学生[1 ]（p340）。
    《后汉纪》卷二十四也说：
    二月辛亥朔，日有蚀之。己未，京师地震，初置鸿都门生[3 ]（p674）。
    《后汉书》、《后汉纪》所记载相同，而在《续汉书·五行志》，“己未”却作“辛未”。按是月辛亥朔，己未为初九日，辛未为廿一日，两说均有可能成立。但以本纪记载的权威性，《通鉴》卷五十七也作“己未”，今且以“己未”之说为是。
    这里需要注意一点，上引两书或说“鸿都门学生”，或说“鸿都门生”，均不作“鸿都门学”。那么，鸿都门学和鸿都门生是什么关系呢？简单地说，鸿都门学是一个特殊的文化场所，鸿都门生则是这个场所的主体；鸿都门生出自鸿都门待制诸生，鸿都门待制诸生的出现又先于鸿都门学，因而设置鸿都门学，就选举制度而言，是对鸿都门待制诸生的正式任命，鸿都门学的性质也就取决于鸿都门生。上引两书强调鸿都门学的主体，所以都直称鸿都门生。
    鸿都门学得名于鸿都门，所以在《灵帝纪》“始置鸿都门学生”后，李贤作注：“鸿都，门名也，于内置学”[1]（p341）。 按鸿都门不在洛阳12座城门之列，只能属于城内皇宫之门。当时皇宫主要由南宫、北宫两大宫殿建筑群组成。北宫包括洛阳殿、宣明殿、承光宫、温明殿、白虎观、长乐宫等。安帝延光三年九月，皇太子刘保被废黜，就居住在洛阳殿。太仆来历为维护刘保的名位，联络光禄勋瓘讽、宗正刘玮等10多人，一起来到鸿都门前，证明刘保没有过错，请求安帝收回成命。但受安帝特诏斥责后，进谏者纷纷退下，只有来历独守宫阙，一连几天不肯离去，终被安帝罢免官职。这是说明鸿都门的一条重要材料，从门外筑有宫阙来看，鸿都门应是北宫的宫门。
    灵帝在鸿都门内置学，确切地说是在鸿都门内，为鸿都门待制诸生设置一个交流技艺、展示作品的场所。为使这个场所有一副象样的门面，灵帝曾下令将鸿都门装饰一新，等到鸿都门学设置之后，又挂起孔子及其七十二弟子的画像。这说明灵帝设置鸿都门学，不但没有背弃传统理念，反而坚持以孔子为宗师，以孔门弟子为楷模，来引导鸿都门生。这可以说是鸿都门学的指导原则。
    有关鸿都门生的情况，现今可以看到几段大略相同的记述。《蔡邕传》在上引“本颇以经学相招，……待以不次之位”后，又说：
    光和元年，遂置鸿都门学，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其诸生皆敕州郡、三公举用辟召，或出为刺史、太守，入为尚书、侍中，乃有封侯赐爵者[1]（p1998）。
    《御览》卷九十二引《续汉书》说：
    初置鸿都门生，本颇以经学相引，后试能为尺牍辞赋及以工书鸟篆相课试，至千人，皆尺一敕州郡、三公举用辟召，或典州郡，入为尚书、侍中，封侯赐爵[2]（p440）。
    《后汉纪》卷二十四也说：
    初置鸿都门生，本颇以经学相招，后诸能为尺牍词赋及工书鸟篆者至数千人，或出典州郡，入为尚书、侍中，封侯赐爵[3]（p674）。
    仔细分析这些材料，并以别的有关记述相佐证，大致可以弄清几个问题：1.关于鸿都门生的人数，这里有“千人”、“数千人”两种记载，而《御览》卷七百四十九引张怀柎《书断》又说“灵帝好书，征天下工书于鸿都门，至数百人”[2]（p3323）。从鸿都门待制诸生的聚集过程来看，大概最初只有数十人，后经乐松、贾护的招引，迅速增加到数百人，笼统地称作千人。《后汉纪》说有数千人，可能不够准确，《续汉书》“千人”的记载，应该比较属实。所以，李贤在为《灵帝纪》“鸿都门学生”作注时说：“时其中诸生，皆敕州郡、三公举召能为尺牍辞赋及工书鸟篆者相课试，至千人焉”[1]（p341 ）。这也肯定了《续汉书》“千人”记载的可靠性。
    2.关于鸿都门生的特长，各书所记载基本相同，大体分为“能为尺牍辞赋”和“工书鸟篆”两类。“尺牍”又称“尺一”，是汉代通行的一种应用文体。牍即书板，是用以写字的木简，用一尺长的书板作文，故称“尺牍”或“尺一”，汉制以尺牍写诏书，因引申为诏书、诏令的代称。“尺牍辞赋”既可理解为尺牍体辞赋，也可分别作尺牍和辞赋，无论哪一种解释，都具有很强的应用性。鸿都门生中有以尺牍辞赋见长者，如乐松、江览等人，又称“鸿都文学”，为灵帝所特别关爱，甚至要在鸿都门学给他们画像立赞，以劝勉当世学者。但是，这些人并不是以文学创作为主，大多数作为灵帝的亲信，只在参与朝廷事务时发挥一下他们的特长，因而还不能把他们简单地放在文学层面来认识，认为他们是一批文学家。
    所谓“工书鸟篆”，即擅长书法的意思。鸟篆又称“虫篆”、“虫书”，是古文字六体之一。《汉书·艺文志》六艺略小学类说：“六体者，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书幡信也。”[4]（p1721）近人吕思勉解释说：“鸟篆之形，诸家无说，窃疑其当上丰下锐，如鸟之喙。虫书画圆，鸟书画方，其由漆性胶黏，缣帛亦不滑易，以致画之上半截与下半截，粗细不能一律则一也。”[5]（p736-737）这可以聊备一说。至于鸿都门生中以书法见长者，可选梁鹄、师宜官两人来证明。卫恒《四体书势》说：
    灵帝好书，时多能者，而师宜官为最，大则一字径丈，小则方寸千言，甚矜其能。……每书辄削而焚其柎。梁鹄乃益为版而饮之酒，侯其醉而窃其柎。鹄卒以书至选部尚书。宜官后为袁术将。今巨鹿宋子有《耿球碑》，是术所立，其书甚工，是宜官书也。梁鹄……在秘书以勤书自效，是以今者多有鹄手迹，魏武以为胜宜官。今宫殿题署多是鹄篆[6]（p1064）。
    从这段记述来看，师宜官显然是以书法的特长投到鸿都门下的，但他在灵帝时似无一官半职，直到后来军阀混战，才在袁术部下入仕，想必为期不久。倒是梁鹄官运亨通，也以书法的特长成为一名鸿都门生，还受过师宜官的启迪，他先被任命为选部尚书，继而出任凉州刺史，堪称鸿都门生中“出典州郡，入为尚书”的典型。
    3.关于鸿都门生的出路，各书所记载也基本一致，是由灵帝敕州郡、三公辟用，或者出任刺史、郡守，或者入为尚书、侍中，其中有人还被封侯赐爵，即赐与关内侯以下爵位。稍有不同的是，《御览》卷二百一引华峤《后汉书》说：“诸生皆敕州郡、三公举用辟召，或出刺太守，入为尚书、侍中，乃有封侯赐爵者”[2]（p969-970）。依此到地方任职者是专门监察郡太守，而不是治理州郡。不过就当时的职官制度而言，也有另一种可能性，“出刺太守”为“出为刺史、太守”之脱误。
    特别值得说明，侍中作为皇帝近臣，“掌侍左右，赞导众事，顾问应对”[1]（p3593），在汉末朝廷愈显重要。当鸿都门学设置后，一些鸿都门生被任用为侍中，以侍中祭酒乐松、贾护为首，组成一个随侍灵帝左右的官署，被称作侍中寺。这个新官署的出现，分明是灵帝招揽政治势力的产物，就它的产生条件和方式来说，显然有悖于正常的选举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