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梁洪生，江西师范大学区域社会研究资料中心教授。
    2003年，笔者发表了《从“异民”到“怀远”--以“怀远文献”为重心考察雍正二年宁州移民要求入籍和土著罢考事件》一文①，该文的讨论对象，是1959年日本寺田隆信发表的《关于雍正帝的除豁贱民令》一文。引用的资料，是我近年在赣西北修水县发现的一批由“怀远”人编写的文献。当地所谓“怀远”人，即明末清初由广东、福建或江西南部迁入修水（当时称“宁州”，还包括现在的铜鼓县）的移民，与寺田隆信所论的“棚民”、“客民”是同一个来源的同一类人群。之所以被称为“怀远”人，是因为在雍正三年宁州官府将绝大多数移民编入一种并无统一地理空间的户籍体系，称“怀远都”，共四都八图八十甲，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凡隶属于“怀远都”的民众，统统被称为“怀远”人，以示与土著居民的不同。宁州“怀远都”是清代江西西北地区两个准许另取一个名称取代“棚籍”的户籍体系之一，是雍正朝的一个创举。凡属“怀远都”的民众，也以“怀远”自称，认同性很强，先后编纂了各姓家谱、书院志、《华国堂志》（“华国堂”是一部分“怀远”人于同治四年成立的自办纳粮组织）等，类型丰富，数量很多，我将其命名为“怀远文献”，且开始整理编目。另外，我将这批“怀远文献”记载的内容与《清实录》及硃批奏折等加以对照，初步讨论了两个问题，其中之一是：雍正初年宁州土著对移民的“贱视”是怎样表述的？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发生的？它是针对全体“棚民”的，还是针对其中的一部分人？“贱视”背后的社会生活内容是什么？移民对这种“贱视”作何回应？我的基本研究结论是：
    其一，这种“贱视”是针对全体“棚民”的，而且至迟在雍正初年已经产生，寺田隆信强调雍正时期社会上对“棚民”没有“贱视”的论点，应当修正。其二，这种“贱视”并不表现为对一个“非我族类”的种群或一个低贱职业人群的鄙夷和排斥，而主要是将“棚民”整体“盗贼化”，与曾经发生的“贼乱”相联系，将其上升为对待清王朝的政治态度问题，期望以此将“棚民”置于死地或至少置于困境。也正因此，我在“怀远文献”中看到的一个重要史实是：迁入宁州时间较长且已有一定经济实力的老“客民”，在要求入籍的同时，也明确地要求把自己和“棚户无业者”分开，实行不同的管理。由此可以明确感到这些“客民”要用这种“分”的方法，尽快在名称和印象上与“棚贼”、与动乱的历史记忆划分开来，以表示对国家的认同和对官府的服从，并借此摆脱土著居民动辄发出的污辱和“贱视”；另外还要以此在全体移民中区分出先来与后到，以维护和进一步谋求老移民在迁入地的各种权益。
    但我觉得自己的问题并没有完全得到解答，特别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事件需要深入讨论和重新评判，即“棚民”问题所以对移民有如此大的“杀伤力”，主要是因为在康熙平定“三藩”叛乱期间，曾在江西西部的袁州府诸县驱赶了“棚民”回原籍，动作迅猛而且成功，这和清朝顺、康时期一直鼓励移民的基本政策不相吻合，而且袁州的成功“驱棚”，可能是康熙年间唯一一次由移民迁入地大规模向外驱赶移民的事例，一定有其独特的背景和条件。由此，促使我对上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学者和傅衣凌等人的研究，以及80年代以来有关户籍、移民及农史的研究加以详细梳理，意识到研究者几乎都是把“棚民”这个人群、特别是这个称谓当做一个自在之物，随意取用，而没有考察其自身形成的历史过程，特别是没有考察这个称谓和宋、明以来史不绝书的“山贼”、“峒寇”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另外，包括江西本地学者在内的一些相关著述中，还存在两个明显的问题：
    一是在讨论康熙前期的移民和“驱棚”事件时，普遍地引用道光以后修成的方志记载（或说是转载），很少去仔细查寻顺治及康熙朝（两次）修成的方志--在发生“驱棚”的袁州府诸县，恰恰都是在这个时期编修了地方志，这个行为本身，就与“什么人要撰写和保存什么历史”的问题密切相关，研究者对此忽略，即形成很致命的硬伤，甚至出现了若干颇有名气的大部头著作中错注史料出处的问题。
    二是在对“驱棚”事件作评价时，出现明显的自相矛盾：一方面百分之百地肯定康熙平定“三藩”，另一方面又几乎不假思索地对“驱棚”加以非议--此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出上世纪以来大陆学界解释“农民战争”问题的一些思维痕迹，而且这种做法暴露的方法论问题是：完全没有把“驱棚”问题放到具体的时间和空间中去考察和理解，得出的结论也必定缺乏历史感。
    为此，我近年着意在做一番“重返清初”的基本工作--详细阅读和比较一批修成于顺、康年间的地方志，特别去体会入清以后在满人“新君”治理之下的第一代地方志，如何记载“驱棚”这一史实，再去和康、雍《实录》等王朝文献相联系、相对照。据此对这一地方性事件作出新的解释，进而思考清史研究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
    一、吴三桂兵进江西及三年拉锯战
    康熙帝亲政后，为加强对全国的有效控制，有意开始削藩。康熙十二年（1673）十二月底，兵力最强的藩王吴三桂首先发难，公开起兵反清，并向其他两藩求援。贵州巡抚曹吉申及提督李本深等望风而降，次年三月，驻军广西的孙延龄反清，自称“安远王”，并逮捕广西巡抚马雄镇。四月福建耿精忠亦反，逮捕福建总督范承谟。吴三桂的军队几乎占领湖南全境，五月开始向两翼扩展：一路由湖南进攻江西，一路由四川进攻陕西，开辟东、西新战场，企图分散清军兵力，扩大势力范围及影响，迫使清廷同意与其划长江而分治天下。从此时开始，“三藩”军队与清军在江西接战。此后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