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春县志》还附录了《文武公祖父母驱逐棚寇功德碑文》一通，简述了“附逆”棚寇投诚在前，尽被驱逐于后的过程：“寻复招楚界负嵎穷寇，尽数投诚，且搜剔三关九图遗类，勒令回籍，是一时倒悬之厄可解，而百年难拔之患获除。但棚党奸狡百出，阳托旋里，阴匿近境者实繁有徒。幸逢府主于、厅主杨、县主王会同总镇梁，深虑各属乡隅不戒从前之失，复贻滋蔓，与袁民约束再三，严行保甲之法，逐户逐营查驱，毋俾遗种于兹土。”
    康熙二十二年修《萍乡县志》对此也有简要记述：“康熙十七年，大兵捣洗棚穴，驱除贼党，难民稍得安业。”说明“驱棚”事涉袁州府属数县，影响之大不言而喻。
    由于军队直接参与驱逐，收效也极其迅速和明显，赢得当地土著居民的一片赞颂之声。为了表示对赵应奎等人的感激之情，袁州土著居民在碑文抬头中将其抬升到“文武公祖父母”的地位，已经高于常见的“青天父母官”之谓，由此也反映出当地土著深感此举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多年存在的麻烦，清除了动乱之源。当时驱逐“棚民”获得的客观效果，是河谷平原及低丘地区的社会秩序逐渐恢复，土著民众的生活趋于正常，有了安全感，这对身临其境的土著民众来说，无疑是一个期盼已久的正面结果和福音。
    三、“驱棚”事件的基本认定和重新评价
    （一）“棚民”是到康熙初年逐渐生成的一个非常地方化的问题，主要集中在江西袁州府的宜（春）、萍（乡）、万（载）、分（宜）四县。理解这个问题的社会背景，在于这一带南明武装与清军的争战及其造成的巨大损害，使得这一交通孔道和拉锯之地形成大片无人区，所以招徕“远民”就势在必行。鼓励移民的过程基本发生在顺治到康熙初期，而阶段性的截止是康熙十四年（吴三桂叛乱前期）。这个过程及其已经产生的地方人群冲突问题，最先是在康熙九年施闰章主修的《袁州府志》有集中反映，此志不仅刚好弥补了宜春县此前无志书的缺陷，而且非常明确地体现了身在“湖西”的施闰章同情土著的态度。他的记载很值得重视，因为他是外地人，又是地方长官，他的描写与土著笔下容易看到的单方讨伐不同。但他的记载还说明当时土著反而处于弱势地位，反映出“驱棚”前夕一种略带悖论的基本状态。
    （二）康熙十七年袁州地区的成功“驱棚”，主要是一种军事打击行动而不是民事行为。因为从康熙十四年至十七年间，“吴逆”军队对江西西部进攻，而此地的“棚民”集体“附逆”，以至于清军在江西战场迟滞两年之久而无明显战果，根本无法进入湖南战场，极大地干扰了康熙急欲与“吴逆”军队在楚地决战的战略布局。再加上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历来被研究者所忽视：袁州城是清军在江西境内阻止“吴逆”军队东进，同时也是清军赖以西进的最前沿城市，其“得”与“失”，对双方的影响都是巨大的。在清军开始西进湖南之时，作为巩固战略后方的措施之一并奏准康熙后，主要由绿营军队（加上当地土著的配合）来实施“驱棚”，所以才会获得一日见效的结果。但必须强调的是：这是在特殊的战争条件下以军事打击为表现形式的地方性事件，此后再未出现于其他地方，即说明其很不具有普遍性。
    此外，袁州府诸县一批“棚民”“附逆”的史实，还蕴藏着一个“三藩”叛乱的群众基础问题，如果对此加以深入讨论的话，即可挑战多部中国通史只将“三藩”叛乱看作一批盘踞西南与南部地区的武将所为的基本描述，才可说明为什么这场战争会旷日持久，会给清王朝造成那么强烈的震撼和打击，会给非“三藩”控制地区的社会生活也造成那么大的损害，等等。这样，才可将“三藩”与清军的长期对抗与战事，从单纯的政治史、军事史（叛乱与平叛史）转变为明末清初的一部有血有肉、有声有色的区域社会生活变迁史。
    （三）到康熙二十二年，袁州府属四个县全部修了志书，而且都是入清以来的第一部县志。这个举动背后的一个问题就是：当时的修志者主要想把什么内容记进去，好让后人记住？此时距成功“驱棚”只有四年，正处在将“棚民”定性为“棚寇”的高潮时期。通过这个“标准文本”，将成功驱逐的“棚寇”钉在历史耻辱柱上，而且成为日后土著与移民两造论战和鉴定身份时的起点和分水岭：土著以之为妖化闽籍移民的依据和有力武器，在其家谱等文字叙述中，几乎清一色地开口必提“康熙甲寅之乱”；而移民在此后的任何时候，无论表达什么利益诉求，都一定要设法先将自己与参加了“逆乱”的“棚寇”区分开来，如在修水“怀远文献”中表现的那样。遗憾的是，作为记载“驱棚”核心内容的康熙二十二年修《宜春县志》只有残本存世，且只在北京的国家图书馆收藏，一些研究者没有真正查阅此志原本，或是转辗传抄，或是以道光以后续修本的记载替代，因而留下不少以讹传讹的问题，值得研究者深思和警觉。
    （四）到康熙中期以后，进入了晚明大乱以来四十余年未有的承平时期，百姓的生活状况稳定好转，特别是新的一代人生长起来，对清初长期战乱造成的伤害和痛苦已经缺少亲身体会。而此时任职于江西的地方长官（代表人物如兴国县令张尚瑗等），以“父母官”安抚子民的立场和态度，想进一步公允地处理移民入籍问题。从此时开始，各地作为个别的要求、讨论和尝试已相继出现，形成康熙中、后期地方治理的走向之一，并成为雍正朝全面落实移民户籍问题的先声。但与此同时，在江西土著一方，与移民之间的矛盾并未解决，而且不断因事因地而引发冲突。康熙四十七年再修《宜春县志》时，有关当年“棚寇”的原始文献都在原来的章节中保留下来，但却有多处文字被剜去，令人大感惊诧！虽然现在还无资料可以证明此举系何人所为，但可以按常情推想何人会有此动机和现实需要。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是：在当地，一部由县令主持、一批乡绅和文化人参与修撰的准官书，却出现了如此敏感的“小动作”，如果没有十分之必要，何人会这样做敢这样做？没有相当的势力或能量，又如何可以得逞？且可试想土著一方见此闻此，当做何种反弹？至少由此可以得到一个侧面说明：当时宜春土著与“棚民”后裔的矛盾冲突还是严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