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十四年（1675），正月，伪将军夏国相、高得捷等统贼十余万踞萍城，焚掳搜捉，深山无可躲避。棚逆与之谋，筑土城于县治后，千年骸骨掘弃暴露。通城内外，屋宇、墙垣、街道麻石拆毁殆尽。更于环城山巅立炮台十余所，坟茔莫保，一如县治后焉。盘踞二载，荼毒生灵，稻谷牛种一空。□地焚弃，且设椿竖签，竹木伐尽，转徙流离，无计存活。
    康熙十五年（1676），逆横暴施虐，益深益热。二月内，幸安亲王躬率六军临萍，与贼战于城东流江桥，大破炮台，杀贼不计其数，尸横遍野，贼众奔溃，萍城始复。王师直捣长沙，于萍无扰。邑令孟宗舜招抚流移，效力挽输。六月内又遭棚寇陷城，更恣焚杀，把总陈死焉。援守官兵，驱贼旋复。
    康熙十六年（1677），大兵踞城。有安福土贼杨桀友等啸聚，昼夜焚掳，东、西、南三乡更惨。
    以往的研究认为：所谓袁州地区的“棚民”，是指明末从福建及湖南（所谓“闽楚”）以及临近的抚州、瑞州等地迁入袁州府属宜春、萍乡、分宜、万载等四县的流民⑧。崇祯时人对此的描写为：“袁州郡县，界连楚粤，崎岖险峻，延袤皆山。内有三关九图，环溪峭壁，昔为闽广之交，诛茅而处，凿山种麻。”⑨因为他们是“外来人”，很难进入当地有数百年之久定居历史的土著社会和聚落中，所以往往要在山上搭棚居住，或散居于山间大小不一的盆地中，形成自我认同并有较强凝聚力的人群。到明末时，这一带的流民人数大约已有几十万之众。从新见史料看，入清以后较早关注这个人群的是江西巡抚蔡士英，顺治九年（1652）底，他就发布了《谕宜春山关棚客示》⑩，其中先提到：“查得宜春石荐、里外、三关等处，向有福建、抚州等处人民，流寓四乡，寄居种苧。日聚益众，已有年矣。后值变乱叠更，乃遂占据山场，逋逃亡命，自立客长，号招异类，恣行劫掠。屡经剿洗，悉就招抚。前抚不忍加诛，行令编入册甲，设立甲长棚长，稽察匪类。”此中提到的“棚客”“占据山场，逋逃亡命，自立客长，号招异类，恣行劫掠”，即直指明末清初这一带“棚客”的反清历史：在崇祯末年，闽地移民以天井堝为中心，在邱仰寰的带领下攻入袁州府城，起兵抗清；顺治五年（1648）金声桓举兵反清时，袁州朱益吾又率闽人起兵响应，最后在官府的追剿下受抚。从这位巡抚的叙述中还不难看出，在其前任期间，对这片多事之地就已经“剿”“抚”并用，并且着手在“棚客”中编制保甲，设立“甲长”“棚长”以加强管理。
    既然有此“前科”，蔡士英遂以强硬的口气继续提出警告，而且已经明确提到可能采取驱逐手段：“本部院莅任以來，访知前情，念尔等久聚此土，不忍遽为驱逐，合行申谕。为此，示仰宜春棚客人等知悉：尔等既以寄命于兹，当以身家为念，务宜互相劝戒，共作良民，恪遵宪令，毋蹈前非。倘有不轨之徒及逋赋之人，潜住彼地，即行送出，毋得附和隐藏，酿成祸患，自干国法。敢再故犯，不惟驱逐，失尔本业，定行捣巢扫穴，即性命亦不保矣。特示。”
    到顺治十八年，施闰章开始担任分守湖西道的道员，也曾写过多首关于“麻棚”里的“客子”的诗文，其中即反映了他们和当地土著居民之间的矛盾冲突：
    山陬郁郁多白苎，问谁种者闽与楚。伐木作棚御风雨，缘岗蔽谷成俦伍。
    剥麻如山召估客，一金坐致十石黍。此隰尔隰原尔原，主人不种甘宴处。
    客子聚族恣凭陵，主人胆落不敢语。嗟彼远人来乐土，此邦之人为谁苦？（11）
    康熙《袁州府志》还收录当时宜春知县的详文，说明从明后期到康熙年间“棚民”的人数和身份变化问题：“宜春麻棚从前赋役未载，只因闽省流民流寓袁阳与楚接壤之界。深山穷谷，素为不毛之地。流民居久，垦开种麻，日渐日繁，稍有麻利。因以流民改为棚民，起编棚户二千六百八丁户。”由此可见对“棚民”的管理有一个前后变化，即明末时“棚民”并没有进入当地的征税系统，被编入赋役册籍是康熙朝以后的事。
    然而，从前引康熙《萍乡县志》的记载可知，当吴三桂军占领长沙后不久，“棚逆朱益吾”等再次起事呼应，“恣行焚戮，沿乡掳劫”，并且配合叛军攻陷了萍乡县城。作为反击，时任袁州副将的赵应奎很快就捕杀了“棚逆”首领朱益吾。此后“棚客”已和叛军混合在一起，清军与之反复拉锯，直到康熙十七年初。当时，清军虽已基本收复江西地面，但仍有吴三桂军韩大任部残军据守万安县梁（良）口，控扼赣江十八滩上端。后又转移到兴国县宝石寨，再流窜于庐陵、永丰等县山区。而清军主力刚刚攻占湖南攸县、茶陵，并加紧进攻永兴、郴州、宜章等城，急望调动袁州等地的守军赴援。从康熙十七年正月到七月的半年多时间里，从康熙帝到清军将帅皆认定“江西通省所系，唯在茶陵”，“茶陵、攸县，关系江西全省”；康熙谕旨一再指示：“盖以江西地方，所关甚钜……务令江西不生事变”，“穆占等其同心详酌，力御贼寇，保固江西，使万无一虞，以副朕怀”，等等（12）。因此，紧靠攸县、茶陵，控扼入湘要道的袁州地区的安危问题，就必然成为重中之重。而从赵应奎向清廷呈送的《为呈报驱逐棚民以靖地方以固邦本事》中，看出袁州并不安宁，尤以“棚民”为当地心腹大患，“三关”地区随时可能爆发不测之事，十分堪忧：“昨本部院进剿铜鼓，贼众望风披靡，其溃败逃窜者或三五十，或百十成群，潜伏三关之内，而棚民且为之容隐。以致百姓不敢进内耕种，田土悉属抛荒。且包藏祸心，日则剃发是民，遇晚纠党行劫，且通各处贼寇，暗行不轨。其叵测情形，屡经报明在案。万一将来别境稍有蠢动，又复乘机窃发。且三关地连芦溪、宣风、长沙孔道，若不亟行屏逐，实万分可虑，诚为袁隐忧。”
    这样，此时动用军队力量驱逐当地山区的附叛“棚民”，就完全顺理成章了。于是在袁州总兵赵应奎的直接指挥下，断然采取了驱逐行动。康熙二十二年修《宜春县志》收录的《总镇赵咨呈稿为呈报驱逐棚民以靖地方以固邦本事》中，对此项行动的过程和地点记述得甚为详细：
    （康熙）戊午年（按：即十七年，1678）正月初六日，遣健丁营守备许君用、中营赵光正，会同袁军厅孟前往三关九图等处，驱逐棚民。又檄防守株树潭都司汪国樑驱逐慈化余家坊、桐木、上栗市荆坪、黄塘、马岭、桃塘、马坑、施家坊等处，驱逐棚民数千余户，悉令回籍，永绝根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