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第四任驻华公使（包令）关于鸦片贸易合法化的劝诱活动（1854 -1857）
    英国驻华第三任公使是文翰（Bonham, Sir Samuel George,1803-1863），在他看来中国皇帝和京师的大臣不会解除鸦片禁令，因此，他对于鸦片走私贸易采取了沉默政策，在现存的英国议会文件中只有几份关于两广总督是否打算严厉禁烟的报告，很少提及鸦片贸易合法化问题。
    英国驻华第四任公使是包令（Bowring, Sir John, 1792-1872），此人对于鸦片贸易合法化有相当大的期待。早在担任广州领事时，鸦片贸易问题就引起了他的密切关注。1849年5月19日，他向文翰报告称：从各个地方收到的信息来看，新任两广总督徐广缙将颁布一道法令，严厉打击鸦片走私活动，目的是为了制止鸦片流毒和遏制白银外流[29]。
    这一看法来自德籍传教士郭士立（Gutzlaff，Charles 1803-1851）的一份备忘录。在这份备忘录中，郭士立认为新任两广总督徐广缙的才能远远不如林则徐，但在严禁鸦片问题上他们两个人的看法是一致的。在郭士立看来，林则徐采取严厉措施打击鸦片贩子，引起了第一次鸦片战争，造成了巨大政治灾难；假如徐广缙严禁鸦片，也必将引起国际争端，后果亦必定是灾难性的[30]。
    徐广缙即将严禁鸦片的消息在广州的外商中引起了一阵慌乱，在英国的领事馆中也引起了不安，但是，事实很快证明这是一场虚惊。中国官方的一封来信告知包令，鸦片走私贸易将不受干涉。
    引起包令关注鸦片贸易合法化问题的是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的一份报告。1853年1月29日，阿礼国报告说，太平天国起义引起的社会动荡已经使清王朝焦头烂额，为了镇压起义，为了筹集军费，京城的官员已经想尽了一切传统办法，包括卖官鬻爵，但都不能解决财政问题。中国人已经注意到外国人反复强调的鸦片贸易合法化，将为王朝枯竭的财政来源带来巨大的稳定的回报。他进一步分析了一条来自京城的一条官方消息。在1月4日的《京报》上，根据上述观点，一位高官提出了请愿书。吴廷溥（Woo-ting-poo），北京的一位监察御史，他毫不迟疑指出鸦片贸易合法化将是财政的重要来源之一。并提出制订这一政策将有利于国家财政收入，在走私和叛乱这两大社会罪恶之中，两害相权应当取其轻……这种违禁贸易的广泛存在仍是更大的罪恶，这可以通过让外夷付钱来制止，即通过对鸦片贸易合法征税来解决。最后阿礼国指出，“有理由相信朝廷可能考虑解决这类问题的办法。通过我们同京城方面的直接联系，我们会找到有利的时机推动政策的制定及对我们有利的改变。”[31]
    在促使中国解除鸦片禁令方面，包令与其前任璞鼎查、德庇时表现了同样的热心，而稍有不同的是，璞鼎查与德庇时努力说服的对象主要是中国的大臣，包令则把说服对象的范围由清朝大臣扩大到泰国国王、英国新任外交大臣和议员身上。
    包令上任不久，为了扩大侵略，便联合美国公使麦莲（Mclane, Robert Milligan, 1815-1898）和法国使馆秘书哥士耆（Kleczkowski,Michel Alexandre, Comte,1818-1886）乘船来到天津附近的白河口，第一次向中国全面提出了修改条约要求。清廷派遣前任长芦盐政崇纶等人予以接见。11月3日，双方会晤于大沽炮台前。包令于18项要求之外，还不失时机地向崇纶提出了鸦片贸易合法化要求。会晤之后，崇伦将谈判情况立即向清廷做了奏报。11月5日，咸丰皇帝在谕令中非常生气地指出：“咆呤所称鸦片纳税及欲进粤东省城，尤为反复可恶！”[32]明确训令崇纶，“务当按款正言驳斥，杜其妄求”。皇帝的态度如此强硬，包令的图谋自然不可能获得成功。
    1855年2月，巴麦尊再次当选英国首相，在中国的英国侵略分子越来越不安分，鸦片走私贸易在中国沿海地区越来越猖獗；与此同时，英国驻华公使包令以外国侨民需要为名，说服了泰国国王，使他同意该国可以免税进口外国鸦片，实际是借道泰国，准备向中国大量进口鸦片[33]。
    基于这两个原因，东西方两份抗议英国鸦片政策的“陈情书”通过不同途径送到了英国外交部：一份“陈情书”的签署者是沙弗茨伯里伯爵（Shaftesbury），代表的是伦敦的一个民间团体--英国消除对华鸦片贸易恶劣影响委员会；另一份“陈情书”由英国浸礼会传教士胡德迈（Hudson, Thomas Hall, 1800-1876）等人联合签署，代表的是在宁波的英国传教士。
    是时，鸦片走私贸易在世界各地已经声名狼藉，反对鸦片贸易的呼声此伏彼起。“英国消除对华鸦片贸易恶劣影响委员会”在伦敦成立表明了英国人民的公开立场。沙弗茨伯里写给英国外交大臣克勒拉得恩的“陈情书”充分表达了英国民众的正义呼声。在这份“陈情书”中，沙弗茨伯里首先说明了呈送“陈情书”的理由。他明确指出：“陈情人完全坚信，在中国沿海的非法鸦片贸易，几乎毫无例外地是在英国国旗下进行的。这个贸易所带来的死亡率比起奴隶贸易的死亡率更令人可怕，对上帝是如此的亵渎，使我们国家的声誉如此的蒙羞，对英中两国的商业利益是如此的有害，以至于我们觉得有责任，尤其是在这个时期，以正义的名义，向阁下提交下列陈述。我们之所以迫切地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考虑到伴随着这起一直是明目张胆的，近来又有扩展的非法贸易必将带来的日益严重的可怕后果。再就是女王陛下在中国的全权大使前不久说服暹罗国王批准英国臣民向那个国家免税进口鸦片，表面上看是为外国侨民所用，但鸦片肯定会走私到那个国家，对那里的民众造成伤害，对合法贸易起到阻碍作用。”[34]
    然后，他从八个方面，论述了英国政府维护鸦片走私贸易的种种罪恶：第一，鸦片走私贸易在中国有增而无减。从1843年的输入大约40000箱，增至目前的75000箱，吸食鸦片的人数估计有2000 万人。其中有大约十分之一的人死于鸦片中毒；即使按照这个数量的一半计算，就有100万人死于鸦片。
    第二，印度政府直接、英国政府间接犯有不讲信用、共谋走私的罪行。尤其是英国允许20多艘悬挂着英国国旗的船只以武力对抗中国法律，明目张胆地走私。这既违背了信用也违犯了条约。《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第12款规定：英国全权大使应指示领事们要真正调查属于他们监管范围内进行贸易的英国人的行为，一旦发现走私交易，要依据同签订的条约，告知中国当局是谁在进行走私交易，对于走私货物，不论价值和种类，一律予以没收充公。
    第三，英国政府还涉嫌一条非常卑鄙的罪行，就是批准种植罂粟，毁灭了数以百万计的生灵，不仅是外国人，也有英国的臣民和属民。对于这个罪行的唯一辩解就是印度政府获取了巨大的税收，数目之巨大几乎与毁灭的人数成正比。
    第四，中国的重贵金属和他们赖以发展国内资源的财富被大量掠夺，致使他们的人民贫穷化，因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预料，用不了多久，英国和中国的资源一定会萎缩到非常有限的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