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中国当局和民众对于鸦片贸易，不论是在道德方面还是经济方面，都表示了敌视。中国人的敌视是有理由的，因为我们正在扩大这种贸易。要想使中英两国之间友好交往，我们必须放弃这一贸易。英国部分商人和官员参与鸦片贸易的行为使我们传教士的努力成为泡影。
    第六，根据广州商会记载：1837年，中国出口价值超过英国的进口价值约合3200000英镑，超出美国的价值是860000英镑，合计为4060000英镑，以后每年都大致如此，一直持续到1852年。表明中国通过合法贸易顺差为4,060,000英镑。要不是走私到中国的鸦片价值7000000英镑的话，中国本来可以每年有3200000英镑的余额。英国不仅赢回了3200000英镑的余额，而且依靠鸦片还赚取了将近4000000英镑。中国政府足以察觉到这种交易败坏了国人的社会风气，摧毁了商业繁荣。然而又深知，任何阻止这种交易的步骤都可能引发与英国的再一次鸦片战争，这在他们看来，则是生死攸关的事情。
    第七，虽说东印度政府从这个贸易中获取了3000000英镑的岁入；而种植罂粟的当地人因为吸食毒品，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使一个优秀民族沦落为一个最卑鄙、最奴化、最奸诈、道德败坏的民族。
    第八，鸦片交易导致海盗孳生。最近一次发生在一艘香港船只上的海盗记录就是为了夺得鸦片。最无法律意识的中国人忙于走私鸦片，成为海盗。地方官员对这种非法交易视而不见，直接或间接由于受贿而堕落。
    最后，陈情人提出了两项请求：一是请求英国外交大臣不要建议批准与暹罗签署的那份条约中的许可把鸦片引进那个国家的部分；二是请求英国政府从法律上和道德上坚决反对在中国的鸦片贸易，把所有鸦片走私犯当作海盗来对待[35]。
    来自宁波的英国传教士的“陈情书”从四个方面陈述了他们反对鸦片贸易的理由：其一，鸦片走私贸易，导致流毒蔓延，许多人死亡；导致中国白银外流，社会经济萎缩，商业萧条；导致社会秩序混乱，海盗横行；导致贿赂公行，政治更加腐败。其二，由于英国政府与这个令人憎恶的贸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陛下及其臣民的名声和荣誉变得黯然失色。在中国民众的眼中，这种具有毁灭性的非法贸易是通过陛下政府的直接或间接批准强加于他们的。无论是在陛下臣民直接从事这种罪恶贸易，抑或是认为这种贸易不属于英国干涉范围而保持沉默，抑或是违犯条约规定，明目张胆地庇护走私。“陛下在中国的贸易监督，约翰·包令爵士不会不知晓这种情况，他去年秋天来过宁波，一定会了解当时就停泊在港口的一艘鸦片船只，这艘船现在还在那里公开地从事着这种肮脏的交易。”其三，不仅大清帝国的臣民的合法贸易的利益受到了严重伤害，而且从目前的鸦片走私贸易的形势扩张来看，陛下在中国的臣民的合法贸易利益亦将受到严重阻碍和伤害。其四，基督教是陛下王国的荣耀，将其介绍到大清帝国可以独立构建一个确切的、永久的基础，用以创建真正的文明，发展陛下王国与大清帝国之间的、对双方都是互惠互利的有益的国际关系。然而，由于鸦片贸易的持续进行，基督教本身受到了物质上的阻碍和可怕的亵渎，中国人民普遍地认为陛下政府与这桩可恶的贸易有牵连。总之，该贸易破坏了圣经的信条和教义，而圣经曾经是，而且必须是英国王位和王国的伟大支柱[36]。
    外交大臣克勒拉得恩（Clarendon）收到这两份“陈情书”之后，分别于8月21日和10月8日以急件方式责令驻华公使包令就此问题做出明确答复。包令接到指示后，与公使馆的秘书、大鸦片贩子（查顿、马地臣和颠地）和几名医药传教人员（英国传教士雒魏林、麦都司）进行了交谈，并授意他们将其关于鸦片问题的看法写成书面意见，呈送到公使馆。根据这些人的意见，针对“陈情书”的观点，包令对于英国的鸦片政策一一进行了辩解。
    第一，“陈情书”认为，在中国海岸开展的鸦片贸易是在英国旗帜下，由英国国民操作的，只有极少数例外。包令辩解说，并不完全是这样，因为许多美国商人也参与了鸦片贸易，他们使用美国的船只，悬挂着美国的国旗，经过美国领事的登记，这一点与英国人没有什么不同。鸦片贸易无论是什么罪恶，参与贸易的所有国家的商业组织无一例外，都应当承担责任。这一辩解虽然有几份真实，关键在于他试图逃避在鸦片贸易问题上英国应当承担的元凶罪责。
    第二，“陈情书”认为，鸦片流毒比奴隶贸易有着更加惊人的死亡率，少数人的暴富建立在许多生命牺牲的基础上。包令辩解说，沙弗茨伯里关于中国吸食鸦片的人数夸大了至少10倍，对于因服用鸦片而死亡的人数夸大了将近一倍。他说：“我不能对这一不精确的陈述保持缄默。在香港殖民地，中国人口为60000-70000，这里鸦片是不受限制的。如果由于吸鸦片导致的死亡人数正如沙弗茨伯里先生估计的那样，这样将比整个香港岛的由于各种疾病导致的死亡人数还要多。很确定，在这里由于鸦片导致的死亡只占到1%，怀疑是否为每年的千分之一。这一点我想引述殖民地的医学权威的陈述，其中一位的观点是很值得尊重的；他断然告诉我，在香港的600欧洲居民由于过量饮酒导致的死亡人数大大超过了60000中国居民因吸鸦片导致的死亡人数。无论官方还是其它途径，我很少得知由于鸦片导致死亡的案例。”[37]这一辩解虽然纠正的是鸦片流毒造成的死亡人数比例，但把吸毒与饮酒两类性质不同的习惯混为一谈，意在混淆视听。
    第三，“陈情书”认为，鸦片贸易对于上帝和英国的民族性格是一种侮辱。包令辩解说，无可否认的是，无论传教士如何施展基督教的影响，在那些没有宗教信仰的民众中也不会收到令人满意的结果。“我要表达这样一个观点，传教士在中国之所以成绩微小，在其他地方，而不是由于鸦片贸易的扩展。”[38]关于鸦片走私贸易导致的社会道德不良以及政治腐败问题，包令辩解说，鸦片在京师已经普遍使用，罂粟已经在中国官员有绝对权威的省区开始广泛种植，鸦片生产显然得到了鼓励。官方的文件虽然谴责鸦片犯罪，这与其说是对于外国人的憎恨，不如说是中国人继续尝试保护公众的美德不被严重污染而已。值得怀疑的是，即使印度停止鸦片生产，不再向中国输出鸦片，把恶劣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要赢得中国政府的任何形式的商业妥协也是困难的。
    第四，“陈情书”认为，鸦片走私贸易严重影响了中国和英国的商业利益。包令说，沙弗茨伯里的关于中英贸易的商业分析数据是模糊的，不全面的，甚至是错误的。“现在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这样庞大的数据3200000英镑，是有利于中国平衡贸易的数额。如果不是鸦片，这些钱将用于购买英国商品。在中国没有财产使得国民购买外国产品以满足自己的需要。按照沙弗茨伯里先生的话，如果中国人‘受我们掠夺’每年超过7000000英镑，那么从土耳其向英国进口鸦片，或者从法国进口酒的商人都将被视为强盗。”[39]在包令看来，日益增长的鸦片进口导致了从中国贵重金属的减少，这一断言也是没有根据的。“事实上我已经收集到中国进口贵重金属的信息，进口量之大、之频繁，使得不可能呈现一个完整的令人满意的报告。但是依据在国内得到的官方数据，由外国运往中国的贵重金属这几年是很多的，几乎所有进入中国港口的船只都带有大量的白银。不是鸦片贸易，而是在中国或其他国家的贵重金属的有关的价值，决定了进出口这一问题。我确信，只有进口鸦片，才使得他们能够提供足够的资金满足不断增长的对茶叶、丝绸和其它中国产品的需求，在欧洲、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市场……有确切的证明，贵重金属被进口到了中国，鸦片贸易使得中国的贵金属财富流失这样的论点是没有根据的。我请求阁下留意在中国的半岛公司经理留下的信笺。你会注意到，最近两年仅由该公司承担的进口到中国的贵金属超过了由中国出口的价值--28250000元，在私人船舶的数据上会发现同样的比率。”[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