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明清三百多年闭关锁国政策的主要特点是：闭关为了自守，锁国在于愚民。它一方面着重禁止大陆人民出海离境与海外各国进行贸易往来，以及其他任何联系；另一方面又严格限制和管理海外各国洋人来华贸易和活动，妄图达到隔绝中外人民的任何联系与接触。故明朝前期从永乐到正德的一百二十年（1402-1521年）和清朝康熙中期三十三年（1684-1717年）的所谓对外开放，实质上是官方垄断的“开放”，对民间往来仍然实行闭关锁国政策。而官方的往来，又着重于政治外交。同时，明清两朝的对外贸易政策，基本上都是采取“厚往薄来”的赏赐政策。
    （二）明清时期闭关锁国政策的主要内容
    1、禁止私人出洋贸易，关闭和收缩对外贸易港口。
    明初为了防止海外和内地反抗势力的联合，实行“海禁”，规定“片板不许下海”，违禁者处以极刑。结果明初的海禁政策成为明朝一代禁止私人海外贸易的皇明祖训。清初畏惧郑成功等海上抗清势力，沿袭明朝海禁政策，从山东到广东几千里东南海疆地区进行大规模的迁海清剿，断绝内地和外洋的交通，规定“片板不许下水，粒货不许越疆”。（23）康熙五十六年“禁海令”规定：（1）不准大陆商船出海前往南洋、吕宋、葛罗巴（今印尼巴达维亚）等地进行贸易；（2）禁止大陆商人把船卖给外国人，禁止运粮食出口。如果将船卖给外国人，造船与卖船之人皆立斩。除口粮外，出海船只载运粮食者严拿治罪；（3）禁止汉人出海贸易，居留外国。过去留居外国之人，限三年内回国。此后留居外国者，“令其解回立斩”；（4）对来中国贸易的外国商船，“令地方文武官员严加防范”。（24）
    但是，明清两朝对海外诸国不可能完全断绝往来，无法把全部“外夷”拒之国门之外，于是，只有以关闭和收缩对外贸易港口的形成，来达到闭关锁国的目的。
    宋元时期对外贸易港口很多，而明代前期对外开放也只开宁波、泉州、广州三口，规定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占城、暹罗、西洋诸国。三港口设市舶司以官方勘合贸易形式，羁縻海外异国，满足皇室和宫廷对海外奢侈品和香料等物的需求。嘉靖二年因日本争贡事件，关闭了所有对外贸易港口，直到隆庆元年张居正执正后，才一度开放漳州月港，以及对北方鞑靼俺答汗开设贡市贸易。清朝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开海禁，设江浙闽粤四海关，其中宁波是传统的对日本贸易港口，漳州是中国和南洋的贸易口岸，云台山是中国沿海贸易的港口，澳门一口专为西方国家贸易而设。清政府虽然打开了这样一条狭小的对外门缝，但仍然下了不少禁令，规定：“如有打造双桅五百石以上违式船只出海者，不论官兵民人，俱发边卫充军”（25）对于出洋的水手和客商，“各给腰牌，刻明姓名、年貌、籍贯，庶巡哨官兵易于稽查”（26）在东南地区的中国商人和华侨，又被清政府看作“不安本分”者。雍正皇帝在允许开放福建海禁时说：“此辈多系不安本分之人，若听其去来任意，伊等益无顾忌，轻去其乡，而飘流海外者益众矣。嗣后应定限期，若逾限不回，是其人甘心流移外方，无可悯情，朕亦不许令其复回。如此则贸易欲归之人，不敢稽迟在外矣”（27）乾隆二十年（1755年）英商洪仁辉（James Flint）几次带英国商船到浙江宁波贸易，“冀图另开港路”，乾隆二十二年又到了天津。清政府就以“浙民习俗易嚣，洋商错处，必致滋事”为借口，关闭了江浙闽三海关，只许粤海关一口对外通商。乾隆在谕旨中说：“多一市场，恐积久留居内地者益众，海滨要地，殊非防微杜渐之道”他的老子雍正皇帝在位时，就耽心“洋船千百沓至，必将生事”。（28）王之春在《国朝柔远记》中指出：归并粤关一口的原因是：（1）粤省地窄人稠，沿海居民俱借洋船为生，不独行商受益；（2）虎门、黄浦所在设有官兵，较宁波可以扬帆直达者，形势亦异；（3）闽浙向非洋船聚集之所，海防即宜肃清；（4）外船专限广州通商，不独粤民有益，且赣韶等关均有裨益。这里虽然没有揭露关闭三口的本质，但已反映出只开广州一口，是为了海防，目的在进一步控制和阻挠中外人民的交往。
    2、推行牙行制度和公行制度，垄断对外贸易。
    明清两代的对外贸易，具有一定的政治外交任务。明初为了对付北元的军事行动，建立宗主国的地位，在政治上达到“怀柔远人”、“羁糜”海外诸国，消除衅隙，防止侵扰边疆的战争；在经济上满足封建帝王们的需要，于洪武十六年（1383年）制定勘合制度，逐渐与三十余国定期定员贸易，规定最短以一年或三年、五年为一贡，长的十年一贡，船不得超过三艘，人数不得超过二百，分别由宁波、泉州、广州三市舶提举司管领。规定“凡外夷贡者，皆设市舶司领之，许带他物，官设牙行与民贸易，谓之互市。是有贡舶，即有互市，非入贡即不许其互市矣”（29）市舶司负责检查贡使带来的勘合（类似现在的骑缝盖印的介绍信）、贡品和附带货物，对货物给价收买。然后将贵细货物解京供统治者享用，余下粗物入市舶库。正德以后，对货物实行抽分制。交易必须通过官牙进行，否则为“私通番货”，是违法行为。
    牙行，是继承唐宋以来的博买制度，是明朝政府统制对外贸易的产物，每当外国贡舶到时，牙行便前往看货，并将货物报官，待派官抽分以后，才由牙行带领内商前来贸易。牙行在外商和内商之间，作为买卖的中介人，即评定货价、介绍卖方，并在买卖过程中收取行佣钱，即谓“牙钱”。牙行的责职是“平交易”。（30）维持秩序，主持公正，以免出现短尺寸少斤两，货物以假冒真，发生欺骗冲突争吵殴斗等现象，若出现以奸犯科现象，亦惟官牙是问。
    清初的朝贡贸易沿袭明代，“凡入贡者，番邦先给符簿，及至三司与合符，验视表文方物无伪，乃津送入京”。（31）为了限制和管理外国商人，清政府又特设公行制度，规定外商来华贸易和办理其他事务，必须通过政府特许的公行来进行。公行既是中外商人的联系媒介，又是清政府与外商的联系桥梁。因此，它既具有商业垄断的权力，又具有政治外交的职能。清朝官员，包括海关官员在内，是不能直接会见外商，外商的大班、二班（似今外国领事、副领事一级外交官员），原则上也不许会见清朝的官员，一切事务均需由公行居间传达，否则就是“有失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