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闭关锁国政策颠倒了历史上的是非观
    是时代的英雄还是历史的罪人？应该采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重新进行评价。在封建主义闭关锁国政策的影响下，不少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都被颠倒了。今天，我们应该把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恢复历史的真面目。恩格斯说得对：“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97）至于怎样进行正确评价，我们认为必须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阶级分析的方法从具体历史条件出发进行深入的研究。特别是评价明清时期的历史人物应该具体联系当时统治阶级推行反动落后的闭关锁国政策，正如列宁所说：“脱离历史的具体环境来提这个问题，就等于不懂得辨证唯物主义的起码要求”。（98）
    十六世纪是世界历史进入大变革的时代，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开始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步过渡的时代，也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时代。当时江南徽州歙县的变化完全如此。清初著名历史学家顾炎武是这样记载的：弘治年间（1488-1505年）歙县是“妇人纺织，男子桑蓬”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正德末至嘉靖初（1521-1522年）商业资本初步发展起来，商人多了，以货币交易，对土地不重视。嘉靖末至隆庆年间（1566-1572年），商业资本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经商起家的居多数，力田致富的更少。万历年间（1573-1620年）已变成了金钱支配一切的世界，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出现。（99）谢肇淛《五杂俎》卷四亦说：“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歙县）。”“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百万者，其它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可见，马克思研究世界历史，得出‘资本主义时代是从十六世纪开始的”结论（100）也符合中国部分地区的实际情况，当代史学界也不否认这一历史事实。但是对与这一变革有关的重要历史人物，如王直、杨光先，以及明清之际来华的耶稣会士等的评价，却完全持有不同的看法和结论，这就值得我们重新考虑过去对明清时期历史人物的评价是否正确的问题。
    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进步，这是谁也不会否定的历史事实。十六世纪美洲和日本都需要大量的中国生丝做原料，当时南美洲秘鲁波托西银矿发现与采用水银精炼法，使白银生产迅速增加；日本石见国的大森、但马国的生野等银矿也在这时引进了中国灰吹法的精炼技术，顿使日本白银产量急剧增长，为他们交换中国生丝和其他商品提供了非常优越的支付条件。中国对白银的需求和日本对生丝的需求一样迫切，于是“需求创造贸易”，（101）中日两国的商品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加上葡萄牙入东来，进一步刺激了中日海外贸易的发展。王直（亦称汪直，号五峰）是十六世纪中国海外贸易商人的代表人物，安徽歙县人。嘉靖十九年（1540年）他与叶宗满等人冒禁到广东造巨舰，在南洋和日本一带进行海外走私贸易，并以宁波甬江口外的双屿港（今六横岛、佛渡岛一带）、烈港、大茅作为贸易基地，后来逐渐形成为我国东南海上一支势力最强大的武装商队，他自称“徽王”，“拥众十万余”，（102）日本三十六岛都听其指挥，控制了从日本到南洋的海上交通，与内地人民交往十分密切。但明王朝从嘉靖三十一至三十六年（1552-1557年），调集闽浙和山东、河朔、河南、湖广、四川军队二十余万围剿以王直为首的海上走私商队，结果明朝军队“难于角胜于舟楫之间”，（103）总督胡宗宪只得甘拜下风，最后竟用招安手腕，于嘉靖三十八年诱杀王直。从此“倭患”严重，西方殖民势力也逐渐扩张到东南沿海。我们认为王直为首的海上贸易走私商队，代表了当时东南地区广大阶层的利益：第一，他们反对海禁，要求开放民间海上贸易活动，符合当时社会发展形势的需要；第二，他们曾担负起防御海上强暴势力的侵扰和掠夺，保护过中国的商队。嘉靖三十年他就曾“申白官府，自愿除贼”，担负起“为国家驱盗”、“为国捍边”的任务，如嘉靖三十六年九月二十五日向明政府上书说：“嘉靖二十九年，海盗贼首卢七抢虏战船，直犯杭州江头西兴坝堰，劫掠妇女财货，复出马迹山停泊，臣即擒拿贼船一十三只，杀贼千余，生擒贼党七名，被掳妇女二口，解送定海卫掌印指挥李寿，送巡按衙门。三十年，大伙贼首陈四在海，官兵不能拒敌，海道衙门委宁波府唐通判、张把总托臣剿获，得陈四等一百六十四名，被掳妇女一十二口，烧毁大船七只，小船二十只，解丁海道。三十一年，倭贼攻围舟山所城，军民告急，李海道差把总指挥张四维会臣救解，杀追倭船二只。此皆赤心补报，诸司俱许录功申奏，何反诬引罪逆，及于一家？”他还指出“以夷攻夷，此臣之素志，事犹反掌也。如皇上慈仁恩宥，赦臣之罪，得效犬马微劳驱驰”；（104）第三，王直又以日本不犯中国为条件，提出对日本开市通商，让中国政府纳贡抽税，他说：“浙江定海外长涂等港，仍如广中事例，通关纳税，又使不失贡期；宣谕诸岛，其主各为禁制，倭奴不得复为跋扈，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者也。敢不捐躯报效，赎万死之罪！。”（105）刑部主事唐枢也认为王直的建议可行，他在《复胡梅林论处王直》函中指出：“今方海寇炽虐，残害地方，财费靡极，公私俱困，久经四五年来，算无全策，贼未尽灭。王直自愿招谕岛倭，以夷攻夷，立功报效，坐令地方安堵，东南税赋之场，复归生理，似亦便宜良计，实为利之大者”。可见，王直是我国十六世纪的重要历史人物，他的活动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历史的前进，有人把他打成“民族罪人”、“倭寇头目”，都是违背历史事实的。今天只有以对待闭关锁国政策的态度，结合十六世纪的经济形势来进行衡量，才能看清事物的本质。这样，既使王直称不上十六世纪反对封建闭关锁国政府的英雄，至少也称得上是我国十六世纪进步势力的代表，他的历史地位和农民起义领袖们不分上下，应该给予肯定。
    杨光先（字长公，祖籍浙江余姚，（106）后迁江南徽州府歙县，信仰伊斯兰教，他曾以恩荫袭新安卫副千户，崇祯十年（1637年）让职与其弟杨光弼，至京师奏劾大学温体仁和吏科给事中陈启新，遭廷杖，谪戍辽西，清初回江南，旅居京师，投靠鳌拜集团，从顺治至康熙初年，先后撰写《辟邪论》、《正国体呈稿》、《孽镜》、《请诛邪教状》、《摘廖十论》、《选择议》、《与许侍御书》等（后合编为《辟邪论》和《不得已》两书），批判天主教为邪教，指斥利玛窦、汤若望等耶稣会士是外国间谍，是潜谋造反的西洋人，骂徐光启贪图洋人的奇器巧物，不以海律驱逐，反荐利玛窦、汤若望于朝，假以修历为名，阴行邪教，于是西洋人横行中国，“内勾外连，谋为不轨”，“藏身金门，窥视朝廷机密”，“已在香山岙（澳门）盈万人，踞为巢穴，接渡海上往来”等等，要清朝皇帝和当朝权贵，对耶稣会士和天主教徒采取“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措施。（107）还向清政府叫嚷：“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无好历法，不过如汉家不知合朔之法，日食多在晦日，而犹享四百年之国祚；有西洋人，吾惧其挥金收拾我天下之人心，如厝火于积薪之下，而祸发之无日也。况其交食甚舛乎！”“毋论其交食不准之甚，即使准矣，而大清国卧榻之内，岂惯谋夺人国之西洋人鼾睡地耶！”（108）并以诬告的手段把汤若望、利类思、南怀仁等耶稣会士一度打入监狱，杀害积极引进西方科学技术文化的中国学者，如钦天监属官历科李祖白、春官正宋可成、秋官正宋发、冬官正朱光显、中官正刘有泰等。同时，窃取了钦天监监王之职位。直至康熙亲政后，才发现他原来是个不学无术之徒，“职司监正，历日差错不能修理”，只得加以革职，发遣回籍。（109）可见杨光先是一个忠实维护闭关锁国政策的封建卫道士，也称得上当代极“左”思潮的鼻祖了。因此，历来仅仅把他作为反对西方历法和掀起教案的典型人物，与汤若望、南怀仁同时收入史册。（110）但有些史书对杨光先的保守落后思想和盲目的排外主义，不但不批判，反而加以肯定，甚至把他当作爱国主义的典型加以歌颂。这不是颠倒了是非吗？
    至于明清之际来华的耶稣会士，我们认为他们不仅是传教士，而且大多是知识渊博的学者，决不是西方殖民者的间谍。前中共中央有关领导周扬的看法是有科学根据的。他说：“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等，以传授科学知识为布道手段，他们带来的科学知识不仅为中国所无，而且在西方也还是新颖的，但是没有引起中国人的重视”。（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