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雍正二年（1724年），蓝鼎元在《论南洋事宜书》中，充分揭露了清朝前期由于人民生活无着，造成官逼民反的东南形势：“南洋未禁之先，闽广家给人足，游手无赖亦为欲富所驱，尽入番岛，鲜有在家饥寒窃劫为非之患，既禁以后，百货不通，民生日蹙。居者苦艺能之罔用，行者叹至远之无方，故有四五千金所造之洋艘，系维朽蠹于断港荒岸之间，……一船之蔽废，中人数百家之产，其惨目伤心可胜道耶？沿海居民有索岑寂，穷困不聊之状，皆因洋禁。其深知水性惯熟船务之舵工水手，不能肩担背负的博一朝之食，或走险海中，为贼驾船，图目前糊口之计，其游手无赖，更靡所之，群趋台湾，或为犯乱。……但能使沿海居民富者贫，贫者困，驱工商为游手，驱游手为盗贼耳！”到乾隆后期八年期间（五十二至六十年），闽南连年发生旱涝瘟疫等灾，以致“禾苗变葱，不能结实”，米价腾贵，民多流殍。（85）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闽浙总督伍拉纳又具奏：“请将福建所属海岛四百五十处，浙江所属海岛五百六十处，所有民人搭盖寮房悉行烧毁”。（86）从而断绝了东南沿海人民的生路，故闽浙粤三省海盗渐起。嘉庆元年至四年（1796-1799年）东南沿海出现安南艇盗（又称夷艇），继而浙江有凤尾帮、箬横帮、候齐添帮、卖油帮、窍嘴帮等；福建有蔡牵帮、水澳帮；广东有朱濆帮等海盗，致使江浙闽粤四省洋面数千里不宁。“艇盗”指安南国阮光平父子窃国后，师老财匮，几招濒海亡命之徒，资以兵船，诱以官爵，抢劫内洋商舶以济兵饷，夏至秋归，踪迹飘忽，才为我国东南沿海大患。以蔡牵、朱濆为首的海盗，称“洋盗”、“洋匪”。他们往往与艇盗相勾结，封锁海上交通，“凡商船出洋者，勒税番银（指墨西哥银元）四百元，回船倍之，乃免动”。（87）海盗的抢劫活动，给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破坏，商旅受阻，海外贸易受到影响。（88）
    3、闭关锁国政策妨碍了中国人民学习世界先进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阻碍了国际文化的交流。
    十六世纪开始，世界历史已进入伟大的科学革命时代，在西欧，有些国家十七世纪以后相继取得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科学技术迅速地发展起来，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化学、医学等等方面都有长足的发展。十六世纪以前，中国的科学技术和西欧相比，还处于领先的地位，著名的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指出：“中国在公元三世纪到十三、四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而且中国的科学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十五世纪之前更是如此”。（89）十七世纪，西方的科学技术以“神奇”的速度发展起来，通过耶稣会士利玛窦、汤若望、卫匡国、南怀仁等人，把火炮制造和机械学、天文学、地图测绘学、数学、物理学、医学、文学艺术等开始传入中国。（90）意大利耶稣会士毕方济（P.Franciscas Sambiasi，1582-1649年在华），为了“仰佐中兴强盛事”，又曾上书为明政府出谋划策。他说：“思所以恢复封疆，裨益国家者，一曰明历法以昭大统；一曰辨矿脉以给军需；一曰通西商以官海利；一曰购西铳以资战守”。（91）明历法、通西商、购西铳，都是涉及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大事，杰出的科学家徐光启完全同意这个主张，他说：“有无相易，邦国之常”，“交易一事，六十六洲所同欲也。市同利，不市同害”，认为对外贸易既可以弭盗，又能增加税饷。他指出对日本通商，“且通货既多，我之丝帛诸物愈有所泄；往者既众，彼中之价亦平，故曰两利之通耳。”他确认海外贸易绝对不能阻挡。“官市不开，私市不止，自然之势也，又从而严禁之，则商转而为盗，盗而后得商矣。”“譬有积水于此，不得不通，决之使由正道，久而不溢，若塞其正道，必有旁出之窦，又塞其旁出之窦，则必溃而四出。贡舶，市舶正道也，私市旁出之窦也”。（92）于是提倡“富强之术”，“遂于治历、明农、盐屯，火攻、漕河等咸所究治”。（93）积极主张引进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成就。当时西方耶稣会士又直接带来了他们的思想方法和价值观念，这对中国社会的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以闭关锁国为宗旨的明清两朝，对耶稣会士的来华却严加限制和打击，十分害怕中外文化的交流，把外国的科学文化看作离经叛道的邪说，限制外国书籍和文字在中国流传。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南京礼部侍郎沈k23fa02.jpg和郎中徐也珂上《参远夷疏》，诽谤耶稣会士。随后他们又勾结南京太监逮捕耶稣会士和教徒二十六人，掀起“南京教案”。康熙四年（1655年）杨光先再次制造教案，诬告耶稣会士汤若望，南怀仁等“谋为不轨”，著《不得已》一书，反对学习外国科学知识，要求把在华的西洋人杀绝。因此，明清之际，中国封建统治者对西方的了解甚微，连葡萄牙、西班牙、法国的地理位置也弄不清，更不知其国家的概况，只得统称他们为“佛郎机”。对荷兰人和法国人又不加区别，都叫做“红毛番”。到了乾隆年间（1736-1795年），西方的科学技术，各种武器又进一步的发展，而清朝军队还是使用刀矛弓箭。当乾隆五十八年英使马戛尔尼来华，送来天球仪、地球仪、西瓜炮、铜炮、各种自来火枪、西洋船样，望远镜等二十九种。（94）清政府只把它们当作“贡品”、“玩好”收藏，根本不提倡向西方学习。对外国人通晓汉语中文，又使他们惊惶失措。乾隆二十四年两广总督李侍尧在《防范外夷规条》中向乾隆皇帝报告：“近如夷商洪仁辉于内地土音官话，无不通晓，甚而汉文字义，亦能明晰，……伏思夷人远处化外，前赴内地贸易，除买卖货物之外，原可毋庸与民人往来交接；与其惩创于事后，似不若防范于未萌”。（95）连中外人民来往与接触都不允许，那怎能谈得上国际交流呢？！直到鸦片战争，外国列强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以后，清政府还是非常顽固保守，如光绪二年（1876年）英国人在上海修筑了一条三十里长的吴淞铁路，清政府用28万两白银的高价购来拆毁，扔进大海。光绪七年建成的从唐山到胥各庄的运煤铁路，开始由于顽固派反对蒸汽机车牵引，只好用牲口拉着车箱在轨道上爬行。顽固派还扬言：“电线铁路，变华为夷，鄙见迁疏，期期以为不可”。（96）这就是清政府对待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态度。总之，他们不想飞跑，甘心爬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