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闭关锁国政策的历史教训
    （一）闭关锁国政策使中国变得贫穷落后
    闭关锁国政策，对中国人民来说，是一场无限期的灾难；就国家前途来说，是作茧自缚、趋向贫穷落后的座标，它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1、闭关锁国政策摧残了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前进。
    明朝嘉靖年间（1522-1566年），西欧各国是资本原始积累的时期，他们推行重商政策，鼓励海盗活动，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反映时代特色的中国海上走私贸易，这时也非常活跃，中国商人和华侨大量涌入东南亚、南洋群岛以及日本海域，掌握了这个广大地区商业和海上航行的主导地位。但是他们的首要任务不是同西欧各国那样去进行海上掠夺，而是要打破本国的海禁局面，希望能公开地、合法地进行海外贸易，以中国丰富的产品去换回大量的资金。以王直为首的海商集团反对明政府的海禁政策，开展对外贸易，发展和海外的经济文化交流活动，这是应该肯定的。当时丝绵绸缎与瓷器畅销国内外市场，蔗糖、纸张、铁器、水果等，“航大海而去者尤不可计”。（64）其中较多是运销日本，利润很高，郑若曾《筹海图编》记载每百斤生丝在中国价值五、六十两白银，运到日本则增价十倍，水银（镀铜器用）价也十倍于中国。日本对中国二十余种产品都非常需要。其中生丝最迫切，“若番船不通，则无丝可织”。（65）西班牙人与吕宋人也“皆好中国绫罗杂缯，其土不蚕，惟藉中国之丝到彼，能织精好缎匹，服之以为华好，是以中国湖丝百斤值价百两者，至彼得价二倍，而江西瓷器、福建糖品果品诸物，皆所好”。（66）所以大批白银就流入中国，促使东南沿海地区商品经济发展。但明朝政府于嘉靖二年（1522年）关闭宁波、泉州、广州三个市舶司港口，实行锁国封海；嘉靖二十六年又用武力捣毁了当时中国最大的国际贸易走私港--浙江双屿港（67）和漳州浯屿等，这对当时迅速发展中的海外贸易和正在成长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无疑是严重的打击。
    清朝初年，江南遭受清军的摧残，尤其加上禁海和迁海对生产的破坏，社会经济直到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开禁以后才逐渐复苏，大陆商人到南洋进行贸易，“获利数倍至数十倍不等”，（68）东南沿海一带商人每年从海外贸易赚回番银不下千万两，直接刺激了我国东南地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发展。当时在金陵（今南京市）一地的丝织业手工工场就有三万家之多，有的工场拥有织机五、六百张。但康熙五十六年以后又对南洋实行海禁，到乾隆时再关闭江浙闽三个贸易港口，严禁丝和丝织品出口，使“东南之地每岁顿少千万之人，不独民生日蹙，而国计亦绌”，（69）金陵三万家丝织业手工工场只剩下一万零八家。鸦片战争前夕，林则徐钦差使粤，目睹外国商人得利，本国人民受害的情况后，向道光皇帝上书说：“且闻华民惯见夷商获利之厚，莫不歆羡垂诞，以为内地民人格于定例，不准赴各国贸易，以致利薮转归外夷”。（70）可见，发展对外贸易是发展资本主义的首要条件，列宁指出：“资本主义是广阔发展的，超出国家界限的商品流通的结果。因此，没有对外贸易的资本主义国家是不能设想的，而且的确没有这样的国家”。（71）恩格斯说，航海事业“虽然最初是以封建和半封建形式实现的，但是从本质上来说已经与封建主义不相容了……航海业是确定的资产阶级的行业。（72）
    2、闭关锁国政策激化了社会矛盾，促使中国社会动荡不安。
    我国是世界上海岸线最长的国家之一（长达18000多公里），位于东部的海岸线有不少天然良港，具备发展海外贸易的优越条件，从殷商到宋元时代，我们的先民已横渡太平洋和印度洋，到达过美洲和东南亚、西亚等地，直到明代郑和下西洋，远抵非洲东海岸，说明中国航海事业和海上交通非常发达。故出海谋生是东南沿海人民的主要出路，“闽浙皖粤人民视海为田”。（73）《东西洋考》卷七载：“顾海濒一带……视渊若陵，久成习惯。富家征货，固得捆载归来，贫者为佣，亦搏升米自给。一旦戒严，不得下水，断其生活，若辈恶健有力，势不肯转手困穷。于是所在连结为乱”。《明经世文编》卷二0五载：“以海为家之徒，安居城廊，既无剥床之灾；棹出海洋，且有同舟之济。三尺童子，亦视海贼如衣食父母，视军门如世代分雠”。（74）卷二一八又载：“至正德（1506-1521年）中，华人通倭，而闽浙大官豪杰实为祸首。……小民迫于贫酷，若于役赋，困于饥寒，相率入海为盗，盖不独潮惠漳泉宁绍徽歙奸商而已。凶徒、逸贼、罢吏、黠僧及衣冠失职、书生不得志，群不逞者，皆从之为乡道，为奸细”。（75）加上闽粤和江南等地由于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的限制，很多人也只依靠商业活动谋生，正如顾炎武所说：“徽郡系界山谷，土田依原麓曰‘瘠确’，所产至薄，独宜菽、麦、红虾，不宜稻梁。壮夫健牛，日不过数亩。粪拥缉栉，视他郡农力过倍，而听入不当其半，入田皆仰高水，故丰年甚少。大都一岁所入，不能支什之一。小民多执技艺或贩负，就食他郡者常什九……田少而直昂，又生齿日益，庐舍坟墓，不毛之地日多。山峭水激，滨河被冲啮，日即废为砂碛，不复成田。以故中家而下，皆无田可业。徽人多商贾，盖其势然也”（76）谢肇制《五杂俎》卷四，又把新安（明代徽州府治旧称，今歙县）与福建福唐（今长乐）对比，也提出同样的看法：“吴之新安，闽之福唐，地狭而人众。四民之业，无远不屈。即遐陬穷发，人迹不到之处。往往有之，诚有不可解者。盖地狭则无田以自食，而人众则射利之途逾广也。余在新安，见人家多楼上架楼，未尝有无楼之屋也。计一室之居。可抵二三室，而犹无尺寸隙地。闽中自高山至平地，截截为田，远望如梯，真昔人所云‘水无涓滴不为用，山到崔嵬尽力耕者’，可谓无遗地矣，百人尚什五游食于外”。康熙皇帝也十分清楚：“闽广人稠地狭，田园不足于耕，望海谋生者十居五六”。（77）故继郑和三次出使东洋（日本）、七次南下西洋以后的明清时代，对东南亚、南海诸国，对日本等东亚各国超出国家界限的国际贸易的发展，不仅是有利于人民的生计，而且为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创造了前提条件。明清两朝封建统治者顽固地坚持闭关自守、锁国愚民的政策，隔绝中外人民的往来，结果把中国东南沿海人民逼上了“水泊梁山”的境地。他们在海上贸易“本一利万”的面前，“虽律有明禁，而利之所在”，故“民不畏死”。（78）在合法、公开的贸易不允许的情况下，就冒险走私，单个力量薄弱，就结帮合伙，“大群数千人，小群数百人，比比胃起”，（79）出现了“片板不许下海，艨艟巨舰反蔽江而来；寸货不许入番，子女玉帛恒满载而去”的情景。（80）徽商王直是当时控制东西二洋的最大走私海商集团的首脑，他曾对明政府说：“臣直觅利商海，卖货浙福，与人同利，为国捍边，绝无勾引党贼侵扰事情，此天地神人所共知者。夫何屡立微功，朦蔽不能上达，反惧籍没家产，举家竟坐无辜，臣心实有不甘”。“我本非为乱，因俞总兵（大猷）图我，拘收家属，遂绝归路。今军门如是宽仁，我将归，……但倭国缺丝绵，必须开市，海患乃平。”又说：“若贷罪许市，吾亦欲归耳”。当他受骗登岸接受诏抚前夕，还在“伐竹木，为开市计”。说明贩货求利是人民谋生之道。王直在被诱捕下狱时曾坚强不屈，大呼：“吾何罪！吾何罪！死吾一人，恐苦两浙百姓”。（81）最后明政府食言，于嘉靖三十八年十二月十五日（1560年1月22日），斩王直于浙江省杭州官巷口。临刑时王直“以支髻金簪援其子，叹曰：‘不意典刑兹土！’若不胜其怨恨者，遂伸颈受刃，至死不挠”。（82）于是王直部众和走私海商们铤而走险，对明政府进行了武装反抗斗争，这就是嘉靖年间所谓“倭患”的真相。直到隆庆元年（1567年）张居正执政后，福建的漳洲月港一度对南洋开禁，“倭患”才逐渐平息下来。同时，明政府对北方鞑靼俺答汗长期闭关封贡，成为北边少数民族长期犯边的重要原因。故张居正主张“外主通贡，内修战守”，隆庆四年他致书宣大总督王崇古说：“封贡事，乃制虏安边大机大略”（83）。隆庆五年九月复开宣大等处互市”。（84）使“北虏”问题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