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在经济上，它是中国历代“重农抑商”政策和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的恶性反映。
    闭关锁国政策，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高度发展的产物，它是建立在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密切结合的个体经济基础之上的。这种个体经济，就是中国千百年来早已形成的封建的闭塞落后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体系。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为了巩固这样的经济基础，防止商品经济的侵入和瓦解作用，无不厉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它们对国内工商业的发展一贯采取限制、摧残，至于海外贸易根本不放在眼里，朱元璋对户部臣僚们说：“人皆言农桑衣食之本，然弃本逐末，鲜有救其敝者。先王之世，野无不耕之民，室无不蚕之女，水旱无虞，饥寒不至。自什一之涂开，奇巧之技作，而后农桑之业废，一农执耒而百家待食，一女事织而百夫待衣，欲人无贫，得乎？朕思足食在于禁末作，足衣在于禁华靡”。（47）于是定下了明朝一代经济政策的根本方针。明朝政府的财政来源主要依靠田赋，这和西欧各国相继实行重商主义政策、提倡对外贸易，把对外贸易看作国家财富的源泉却完全相反。洪武初年“番王朝贡礼”中，对外国使节私人所带“番货”不抽商税，而且政府高价收买。如每百斤胡椒给贡使银二十两，比原价高出数十倍。用“恩赐”代替外贸，是抑商政策和限制外贸的一种表现形式。明太祖在洪武七年还对中书省臣说：“西洋诸国，素称‘远番’，涉海而来，难计岁月，其朝贡无论疏数，厚往薄来可也”。（48）
    明成祖朱棣是位“雄才大略”的皇帝，曾派遣郑和三使东洋日本、七下西洋各国，成为历史上的壮举，但他对本国的工商业者仍采取压抑政策，也不重视对外贸易的财政收入，按现在的话说，只讲政治影响，不讲经济效益。所以明成祖以后，对郑和的活动不是歌颂而是拼命反对，成化年间兵部尚书项忠命库吏送检郑和出使西洋的档案，被车驾郎中刘大夏藏匿，并说什么：“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面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弊政，大臣所当切谏者也，旧案虽存，亦当毁之，以拔其根矣”。（49）后来升为兵部尚书的刘大夏就把郑和的航海记录、下西洋的档案卷帙全部焚毁，从此不再建造宝船。嘉靖以后尽管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海禁仍然十分严厉。
    清朝建国后承袭了古老的重农抑商政策，称得上开明国君的康熙皇帝也曾亲自绘制“耕织图”，以示重视传统的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雍正皇帝进而颁发“劝农诏”，强调老祖宗们“重农抑末之意”，把工商视为下等之民，把农事者当作“久安长治之本”。于是整个清朝的财政来源主要也是农业税和盐课，商税和外贸收入极少。鸦片战争以前，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总额是四千余万两白银，而乾隆十八年（1753年）的关税只有四百三十三万四千零五两，（50）占财政岁入总额的十之一左右。江浙闽粤四海关的税收总共只有九十九万四千八百两，占财政收入的四十分之一也不到。乾隆二十二年关闭江浙闽三海关后，粤海关的税收，每年都是停留在四、五十万两的水平，直到鸦片战争前夕，最多也不过一百五十万两上下。这与农业税相比，真是微不足道了。因此，清朝皇帝们把外贸的税收当作可有可无的东西，认为中国地大物博，什么都有，不假外求，与外国通商贸易，只是天朝特别对外人的加恩体恤。乾隆五十八年《赐英吉利国王谏书》说：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有有资，并沾余润”。（51）嘉庆十三年（1808年）颁布上谕：“外夷来至内地贸易，输纳税课，原因其恪守藩服，用示怀柔，并非利其财货”（52）道光十四年（1834年）又颁布上谕，强调“天朝加惠海隅，并不以区区商税为重”。（53）为了表示对外邦的“恩赐”，清政府连外来商船必缴的税额也予豁免。如嘉庆二十一年英国来华贸易，两广总督蒋攸銛遵照清政府的旨意，将“其金布卢贡船载来黑铅等货应纳税银一千二百一十六两，照例完纳；兑换回国之茶叶等货应交税银及船钞共一万六百八十两零，遵旨优于免纳”（54）
    （三）在思想上，它是明清封建统治者妄自尊大、保守落后思想的产物
    有着悠久历史和文化的以文明古国著称的中国，养成了明清封建统治者虚骄夸诞的习性。他们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自誉为“天朝上国”，周边都是“夷狄蛮貊”之众。当万历时西方耶稣会士利玛窦来华，绘制《舆地山海全图》（即世界地图），许多封建官僚看到图上的中国不在世界的中央，就认为这是“邪说惑众”，“肆谈无忌”。（55）利玛窦为了迎合中国士大夫们的心里和中国皇帝的虚荣性，因此特地绘制了一幅把中国画在地图中央的《坤舆全图》呈献给万历皇帝，而后清政府才允许耶稣会士在华设堂传教。（56）世界地图的出现，打开了中国人民的视野，引起中国执政者对世界的兴趣。但是对世界的了解还是糊里糊涂，如清初编写的《明史·意大里亚传》对意大利是这样记述的：“意大利亚居大西洋中，自古不通中国。万历时，其国人利玛窦至京师，为《万国全国》，言天下有五大洲……而域中大地尽矣。其说荒渺莫考，然其国人充斥中土，则其地固有之，不可诬也。”乾隆年间修的《清朝文献通考》卷二九三《四裔考一》，对世界仍是糊乱描述：“大地东西七万二千里，南北如之。中士居大地之中，瀛海四环。其缘边滨海而居者，是谓之裔；海外诸国亦谓之裔，裔之为言边也”。可见明清士大夫们足不出国门，用坐井观天的看法对待世界，彻底暴露了他们妄自尊大、保守落后的蒙昧主义思想。中国皇帝总是要高人一等。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几乎与家长制的等级观念完全一致。把外国人来华都看作是“输诚向化”、“万方来朝”、“笃于恭顺”等等。洪武三年朱元璋派沈秩出使勃泥国，就对其国王马哈谟沙说：“（明朝）皇帝富有四海，岂有所求于王？但欲王之称藩，一视无外耳！”（57）清朝除康熙等少数人以外，都显得十分顽固保守、愚昧无知，虚妄自大和固步自封。乾隆、嘉庆算得上是典型代表。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派马戛尔尼（Macartney）出使中国，觐见时清政府坚持行三跪九叩礼，马戛尔尼坚决拒绝，乾隆责怪“此等无知外夷”，居然“妄自骄矜”，是地方官“过于优待”而惯坏的。（58）最后达成英国使臣以“曲一膝以为礼”，（59）完成了觐见仪式。清朝给英国国王颁发“敕谕”表扬他是“倾心向化”、“恭顺之诚”等等。嘉庆皇帝在位的时候（1796-1820年）英国工业革命已基本完成，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创造发明日新月异。但嘉庆闭眼不看世界，把西方的科技成果一概贬斥为“奇技巧器”，盲目排外。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8月给英国国王“敕谕”中说：“天朝不宝远物，凡尔国奇巧之器，亦不视为珍异”（60）甚至说西方的科技产品“寒不能衣，饥不能食”，应该“实力禁绝”。（61）英国国王派遣亚美士德（Wiliam Pittlord Amherst）使团来华，嘉庆皇帝又当作是“遣使纳贡”、“万邦来朝”，坚持三跪九叩礼的接见仪式。结果因礼仪问题的争执不欢而散，清廷把亚美士德驱逐出境。接着又“敕谕”英王，要他“嗣后毋庸遣使远来，徒烦跋涉，但能倾心效顺，不必岁时来朝始称向化也”。（62）因此马克思曾说，清朝统治者“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欺骗自己。（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