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吏贪赃，是古代政坛的宿弊之一。元代官吏贪赃因蒙古贵族入主中原的特殊历史条件，显得十分突出，甚至呈现前所未有的恶性发展。长期以来，人们曾经从多方面探寻元帝国百年而亡的奥秘。笔者认为，在造成元帝国百年而亡的诸多因素中，官吏贪赃的恶性发展，也是不容忽视的一项。
    元代官吏贪赃有哪些异乎寻常的表现？元朝统治者的惩治贪污政策有何特色？为什么官吏贪赃这一古代政坛宿弊，会在元代得到恶性发展？本文拟在前人研究[1][2][3][4][5][6]的基础上就这几个问题试作如下探讨。
    一
    元代官吏贪赃的恶性发展，主要表现为：从中央到地方官吏“廉耻道丧，贪浊成风”[7]（卷—九，《临川县尉司职田记》），肆虐始终，一批宰相也卷入贪赃浪潮。
    有元一代，官场道德风气的败坏，备受注目。早在世祖朝前期，监察御史王恽已有过“仕途之间，廉耻道丧，赃滥公行”的说法。吴澄也指出：“数十年来，风俗大坏，居官者习于贪，无异盗贼，己不以为耻，人亦不以为怪。其间颇能自守者，千百不一二。”[8]（卷八九，《乌台笔补·论州县官经断罚事状》）[7]（卷一四《赠史敏中侍亲还家序》）以上议论并非危言耸听，成宗初“京师犯赃罪”的官吏，就有300人，占当时“在京食禄者万人”的3%，大德七年（1335年）七道奉使宣抚所罢黜的赃污官吏又多达18473人[9]（p.383,P.388,p.456）。这两个数字足以说明元代官吏贪赃的确是流为风气和泛滥成灾了。
    中央官吏的贪赃丑闻，络绎不绝。史称：“桑哥当国四年，诸臣多以贿进。”[9]（p.347）前述成宗即位伊始“京师犯赃罪者三百人”，其中大部分当是中央省院台部寺监的官吏。可见，世祖朝中央官吏掌权者、晋升者行贿受贿大有人在。大德元年（1297年）三月，“札鲁忽赤脱而速受赂，为其奴所告，毒杀其奴，坐弃市”[9]（p.410）。此为执法官员受贿而杀人灭口。武宗初，刑部尚书乌刺沙因贪赃受御史鞫问，英宗朝刑部尚书不答失里、乌马儿相继因贪赃被杖免[9]（p.501,P.625,p.627），也属于执法官员贪赃。它如泰定三年（1326年）八月户部尚书郭良“坐赃免”，至顺二年（1331年）三月工部尚书苏炳因“贪邪”被御史台劾罢[9]（p.672,p781），又是中央高级官员贪赃的较突出事例。中央官员贪赃一方面是侵欺官钱，更多的是来自地方及其他下级官吏的贿赂。他们与平民百姓直接打交道的机会不算多，并不意味着受贿贪赃机会和数额会少一些。相反，由于大权在握，他们比起地方官吏更容易因贪污受贿而积累巨额财富。
    地方官吏贪赃因“天高皇帝远”的特殊条件，更是肆无忌惮，各显神通。如大德三年（1299年）三月，江浙行省平章教化因受财三万余锭，平章的里不花盗钞三十万锭，被纠弹；英宗初，江浙行省平章伯颜察儿、江西行省白撒都“并坐贪墨免官”[9]（p427,p.609）。此为行省官员贪赃。世祖至元二年（1265年）正月，真定路总管张宏“乘变盗用官物”被罢职；至元十五年（1278年）正月，顺德府总管张文焕、太原府达鲁花赤太不花因“奸赃”被按察司举劾；文宗至顺二年（1331年）正月，福建宣慰副使哈只“贪污狼藉”被罢黜[9]（p.774,p.105,p.197）。此为宣慰司和路府官员贪赃。据说，到松江府做官的“始则赫然有声，终则阘茸贪滥，始终廉洁者鲜”。还流传着“潮逢谷水难兴浪，月到云间便不明”的诗谶，暗示松江府已成贪滥肮脏之地[10]（卷三○，《诗谶》）（注：谷水和云间，均是松江府的别名。）。
    地方官员因贪赃而骤成巨富者，为数不少。“如路总管李朵儿赤、刘斡勤之徒，历任之初，家无儋石之储，身有斡脱之债，今皆田连阡陌，解库铺席，随处有之”[11]（卷六七，郑介夫《太平策》）。尹廷高《车中作古乐府》诗曰：“铃丁当，铃丁当，大车小车摆作行。问渠捆载有何物？云是官满非经商。蟠螭金函五色毯，钿螺椅子象牙床……人生富贵归故乡”[12]（卷下）。这些财富“非取于民，何从而得？”至于获取手段，不是别的，正是官职和权力。《元曲》中常见的贪官“定场诗”云：“我做官人胜别人，告状来的要金银。若是上司当刷卷，在家推病不出门。”[13]（第一卷，关汉卿《感天动地窦娥冤》第二折，p.276）就颇能说明官员职权在其贪赃暴虐中所发挥的作用。
    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元朝灭亡南宋后，大量派遣蒙古人、色目人和北方汉人到江南去做官。这些人成分低俗冗杂，“半为贩缯屠狗之徒，贪污狼藉之辈”，多数以征服者、占领者自诩，带着争相掠夺被征服地区财富的欲望，“寒向江南暖，饥向江南饱”，对所辖编民毫无恻隐怜爱，并缘侵渔，豪横吞噬，无所不至[14]（卷一○，《奏议存稿·通南北之选》）[15]（卷二三，《民间疾苦状》[8]（卷九二《特选行省官事状》）[7]（卷三六，《故逸士游君建权墓表》）。元代官吏贪赃在江南地区最为猖獗，或许与这个背景大有关系。
    另外，元代各级衙门中诸多吏员，其贪赃往往较长官正官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视贿赂为权衡，或更一字而生死祸福其良民，或援一例而聋瞽钤制其官长”[16]（卷六，《送陈子嘉序》）。诸如此类的事情很多，许凡《元代吏制研究》已作详尽考察，这里恕不赘述。
    值得注意的是，多数王朝的官员贪赃，大抵是在开国百十年后才较多出现的。元代则不然。不仅官员贪赃大量出现较早，肆虐始终，而且往往是以明火执仗的勒索出现，不予掩饰，不知廉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