俸禄是职业官吏维持生活的主要经济来源，也是养廉之具。中唐均田制瓦解后，俸禄微薄引起的官吏相对贫困，呈现上升势头。两宋官吏中“多负人息钱”，“家食不给”，“无屋庐以居”的情况，已不乏见[33]（卷三）[34]（P.13132）。但是，像元代俸禄之薄，致使一般官吏无法维持基本生活所需的，尚前所未有。这的确成为官吏贪赃恶性发展和屡禁不止的经济方面的根源。难怪陆文圭、程钜夫等说：“夫不足以养其身，而徒以禁其欲，欲无侵渔百姓，难矣！”“钞虚俸薄，若不渔取，何以自赡？”“官吏俸禄甚薄，不足以养廉，不得不贪墨以为家计”[35]（卷四，《流民贪吏盐钞法四弊》）[14]（卷一○，《江南官吏家远俸薄，又不能皆有职田，不能自赡，故多贪残，宜于系官田地拨与职田》）。
    元朝统治者的低俸政策，是由多种因素共同造成的。蒙古国草原官制比较简约，万户、千户和断事官只有部民、牧地的封赐及下属的贡献，根本没有汉地式的俸禄。这种草原旧俗对蒙古统治者长期不重视官吏俸禄，不能不带来深刻的影响。兼之，元代冗官极为严重，支付诸多员额的官吏俸禄，已是不小的财政负担。增加官俸，也有一定困难。在某种意义上，冗官制约着低俸，低俸维持着冗官，二者之间形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循环机制。另外，官吏俸禄与钞值贬降挂钩，也加重了官吏低俸的危害。
    其次谈选官不精与官吏素质低下。元代选官法比较特殊，大体有科举、荫叙、宿卫“别里哥”（蒙古语belge，符验之义）选、吏员出职等途径。其中，由令史、书吏入流出职者为数最多，宿卫出身者居官最显。因科举举行迟，取士少，授职低，“由进士入官者仅百之一”[9]（p.4255）。
    选官铨调时“不试贤能”、“阀阅是先”、“夤缘请托”等弊端，层出不穷。其结果是北人世勋，皆居要津，贤能遭贬，奸贪恒多，“小大之职，颇稀清白之风”，严重败坏了官吏素质。官吏素质的降低，又直接导致腐败贪赃。于是，“官之失德，宠赂日章”，“营求之力既殚，取偿之意愈急，驱车在道，见物垂涎，不畏莫夜之知，殆成白昼之攫”[35]（卷四，《流民贪吏盐钞法四弊》）。换言之，选官不精与官吏素质低下，是来自官吏队伍自身的直接原因。
    需要强调的是，元代官吏素质低下，与儒士社会地位较低和官吏习儒者偏少，乃至官场风气的败坏，都有关系。
    人们注意到，宋代吏治相对清明和官吏贪赃不十分严重的原因，不仅在于“严贪墨之罪”，还在于尊崇儒士和重视儒学道德规范的约束[6]（第五章第五节）。元代的情况则与两宋形成较大的反差。儒士社会地位较低，甚至有“九儒十丐”等自嘲之说。相当多的儒士选择了远离官场的隐居和半隐居的道路，主要是追求“自立于己”，“而不敢求用于时”[7]（卷一一，《复董中丞书》）。这样，儒士支配官场和儒学“仁义道德”规范约束官场风气的状态，不复存在。随之而来的是，官吏素质低下和官场道德沦丧，难以遏止。
    正如吴澄所云：“吏多贪残，而儒流知有仁义”[7]（卷一八，《送彦文赞府序》）。儒士入官，多半讲究名节廉耻，即使为生活所迫，稍有额外不法收入，也懂得有所节制，适可而止。这可以算作一种来自道德伦常的自我制约。非儒士或不习儒之官吏则不然。他们不甚顾及礼义廉耻，容易“苟且毫末之得而不耻”。元代官吏中儒士少，也是酿就贪赃成风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内在因素。有个例子颇能说明问题：史称，蒙古勋贵、答剌罕、中书左丞相“雅重儒术”，“闻儒者谈辄喜”，“惟不言利”，“一以节用爱民重民爵为务”。大德七年（1303年）一月，右丞相完泽等八名正、副宰相因受贿罢黜时，哈剌哈孙是惟一未染赃污而继续留任中书左丞相者[9]（P.3291）[20]（卷二五，《丞相顺德忠献王碑》）。
    再谈最高统治者徇私曲赦。元朝皇帝经常朝令夕改，突然曲赦犯赃官吏，或对其罢而复用。如大德元年（1297年）十一月，大都路总管沙的因贪赃应该罢职，成宗以其是“故臣子”，特地减轻罪罚，让他依旧任职[9]（P.414）。武宗初，一些因受贿被监察御史弹劾的官员请托入觐，以求免罪。武宗果然下令“曲赦”御史台逮系的犯赃官吏，罪罚仅限于征赃和罢职[9]（p.482,p.493）。在曲赦犯赃官吏时，权相的斡旋作用颇大。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二月，大都路判官萧仪收取贿赂，忽必烈欲断徒刑服淘金役。右丞相桑哥以萧仪“有追钱之能”为他开脱，忽必烈“曲从”，将徒刑减轻为杖[9]（p.320）。成宗初奉使宣抚“纠治官吏贪邪”，有的宰相自己也“贪墨”，希望“因而肆赦”，后遭到国子祭酒耶律有尚的阻拦，未能得逞[36]（卷七，《皇元故昭文馆大学士兼国子祭酒耶律文正公神道碑》）。吐蕃喇嘛帝师更充任曲赦犯赃官吏的积极怂恿和鼓吹者。“每岁必因好事奏释轻重囚徒，以为福利，虽大臣如阿里，阃帅如别沙儿等，莫不假是以逭其诛。宣政院参议李良弼，受赇鬻官，直以帝师之言纵之”[9]（P.4523）。
    犯赃官员罢而复用的事例更多。成宗初，原浙西道提刑按察使弘吉烈带阿鲁灰受贿“遇赦免，复以为河西陇北道肃政廉访使”。大德七年（1303年）“以贪贿罢黜”的洪君祥，又被任命为中书省右丞。前河间路达鲁花赤忽赛因“坐赃罢”，后“以献鹰犬，复除大宁路达鲁花赤”[9]（p.385,p.449,P.453）。尤其是前揭大德七年三月成宗刚刚将“营私纳贿”的平章伯颜、暗都刺、右丞八都马辛等罢免，以圣旨告示天下。翌年九月，伯颜、八都马辛等三人又官复原职。文宗朝又有“野理牙旧以赃罪除名，近复命为太医使”；“辽阳行省平章哈剌铁木儿尝坐赃被杖罪，今复任以宰执，控制东藩”[9]（p.715,p.765）。
    时至元末，曲赦和罢而复用，愈演愈烈。正如苏天爵所言：“近岁以来，赦宥太数……夫以世祖皇帝在位三十五年，肆赦者八。近自天历改元至元统初岁，六年之中，肆赦者九。”[36]（卷二六，《论不可数赦》）
    频繁曲赦和罢而复用，直接带来了赃罪条例执行中的混乱，破坏了赃罪条例的严肃性和公正性。一部分赃官可以利用各种条件侥幸减轻或逃避处罚，甚至官复原职，依然如故。这不仅亵渎了朝廷法律的尊严，也使犯赃官员心存侥幸，台察和清廉官则蒙受打击。曲赦和罢而复用，表面上只涉及一小部分赃官，但对惩贪政策的贯彻执行，又带来了全局性的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