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惩贪措施，相对宽大。无论至元二十九年“赃罪十三等”，抑或大德七年“官吏赃罪十二章”，比起唐、宋律令中“诸监临主司受财而枉法者，一尺杖一百，一匹加一等，十五匹，绞；不枉法者，一尺杖九十，二匹加一等，三十匹加役流”之类的规定[26]（卷一一）[27]（卷一一，《枉法赃不枉法赃》），由六条增加到十二、三条，条例内容更为具体化了。但它取消了枉法重罪“绞”刑和不枉法重罪“役流”，最轻的杖数尚不及唐宋律的一半。若与明初“凡官吏人等犯枉法赃者，不分南北，俱发北方边卫充军”和“赃至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等严刑峻法[28]（卷九三，《刑法志一》）[29]（卷三三，《重惩贪吏》）相比，就显得宽疏多了。罪罚条例详细严密而相对宽大，也是元朝廷惩治贪赃措施的一个特色。
    惩治贪赃措施的相对宽大，对制止贪赃的效用多半是负面的。元人郑介夫上疏说：“又见各处州县官不顾名节，纵意侵渔，大小民讼，商贾纳贿。不幸有因小赃告发，虽行定罪停罢，今在闲居，已成巨室。纵不再仕，亦可了终身之计也。似此之类，何可胜数？”[16]（卷六七，《大德七年郑介夫妻》）[14]（卷一○，《置贪赃籍》）。贪赃罪罚，在一定数量的杖责以外，只有除名和殿叙。这比起借贪赃而成“巨室”，了却“终身之计”的收益来，的确是判若云泥，悬殊很大。以配役流徙和籍没家产乃至死刑等方式，严惩贪赃，才能使贪赃者权衡利弊，有所畏惧，才能杜绝贪官不思悔改、蒙混过关和视贪赃为利薮的恶习。况且，配役流徙和籍没家产，又是元朝统治者经常使用的惩办犯罪官吏的方式。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元朝统治者对郑介夫等有识之士的提议置若罔闻，始终未能改变其相对宽大的惩贪措施。
    惩贪政策的失败，还表现为监察奉使，屡治不止。元代监察机构分为御史台、行御史台和肃政廉访司三部分。御史台的32名监察御史，江南、陕西二行台48名监察御史，以及分隶三台的二十二道肃政廉访司，均负责朝廷内外百官贪赃枉法的监察。台察官的监察活动，包括纠劾、刷卷、按问等内容。前面列举的中央和地方官吏贪赃案件，大多数也是由台察官检举揭露的。台察官的上述监察活动，虽然在遏制和减轻官吏贪赃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是，元代台察官及其监察职能经常受到较大干扰，最终也给元廷惩治贪赃带来了消极影响。首先，台察官不断遭受阿合马、卢世荣、铁木迭儿、脱脱等权臣的压制、打击，处于相当被动的地位，难以正常和有效地纠劾官吏贪赃[30]。其次，台察官作为皇帝的耳目之司，其全部监察活动必须在得到皇帝大力支持的条件下才能进行。由于怯薛等蒙古旧制的影响，台察官并非蒙古皇帝最信任、最亲近的臣属。许多情况下，皇帝不仅没有履行“朕当尔主”的许诺[9]（p.118），反而会对监察官的举劾横加指责。如大德七年（1303年）十月“御史台臣劾言江浙行省平章阿里不法”。成宗曰：“阿里，朕所信任，台臣屡以为言，非所以劝大臣也。后有言者，朕当不恕”[9]（p.455）。皇帝把“朕所信任”当作判断是非曲直的标准，以此对台察官纠劾作出最高裁决。这种情况下的监察活动岂不是举步维艰、无所适从吗？程钜夫所言：台察官“以征赃为急务，于按劾则具文”[14]（卷一○，《置贪赃籍》），或许就是其按劾职能得不到朝廷支持的消极后果。再次，由于官场贪墨风气的濡染，不少监察官吏也利欲熏令，知法犯法，不顾台察官犯赃“加等断罪，虽不枉法，亦除名”的条例[9]（P.2618），率先贪赃。如成宗大德三年（1299年）三月江南行台中丞张闾“受李元善钞百锭”。英宗至治二年（1322年）三月“监察御史何守谦坐赃杖免”[9]（P.427,p.621）。更有甚者，元末还出现了“台宪官皆谐价而得，往往至数千缗。及其分巡，竞以事势相渔猎，而偿其直。如唐债帅之比……肃政廉访司官所至州县，各带库子，检钞秤银，殆同市道矣”[23]（卷四下，《杂俎篇》）。台察官自身都陷入了贪赃泥潭，又如何能依法惩治一般赃官呢？
    成宗朝开始，奉使宣抚也成为惩治地方官吏贪赃的一项临时性举措。奉使宣抚以“按问官吏不法”和“询民疾苦”为宗旨，由朝廷选派高级官员充钦差，佩二品印，巡行各道，对包括行省、廉访司在内的各级地方官吏进行督责和惩治。元代共举行此类奉使宣抚六次，奉使宣抚“得专决，不惮大吏”，对五品以下官吏可全权处置，四品至五品，也有权停止其职务，审查其罪过，奏报朝廷发落[9]（p.659）[31]（卷一三，《两浙运使智公神道碑》）。其权力明显超过御史台监察官。奉使宣抚作为蒙古汗廷使者旧制和汉唐金钦差巡行影响的混合产物，在元中后期惩治官吏贪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奉使宣抚同样不可能是医治元代贪赃等官场弊病的灵丹妙药。其本身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贪赃成风的严重干扰。早在大德七年那场最成功的奉使宣抚中，就曾经发生江西福建道奉使官塔不带“坐赃”被罚，“终身不叙”的案件[9]（p.468）。顺帝至正五年，政治和社会危机严峻，积重难返，“奉使者脂韦贪浊，多非其人”。主持者元顺帝乖戾多变，不能对奉使宣抚全过程进行明智而有力的控驭。所以，此次奉使宣抚基本以大贪官督责小贪官，“欺诈百端”，“政绩昭著者十不一二”的失败结局而告终。民间怨谣：“九重丹诏颁恩至，万两黄金奉使回”，“奉使来时惊天动地，奉使去时乌天黑地，官吏都欢天喜地，百姓却啼天哭地”；“官吏黑漆皮灯笼，奉使来时添一重。”[10]（卷—九《阑驾上书》）就是对元后期奉使宣抚的讥讽和鞭笞。
    三
    在考察过元代官吏贪赃异乎寻常的表现和惩贪政策的失败以后，人们自然希望进一步探寻元代官吏贪赃恶性发展的种种社会原因。
    元代官吏贪赃和惩贪政策，是蒙古统治者入主中原的条件下比较复杂的社会、政治现象。除了汉地传统王朝造成官吏贪赃的共通原因外，还具有某些特殊的历史背景。下面，我们从俸薄，选举不精，徇私曲赦，蒙古贵族旧制的渗透等方面，试作若干分析。
    首先谈俸禄微薄。由于俸禄支付纸钞和官员冗滥，元代俸禄微薄甚为突出。据大岛立子教授的研究，月俸18贯和职田4顷的中县达鲁花赤和县尹的实际经济收入，只相当于腹里中等百姓的生活水平[32]。尤其是元后期“物日以重，币日以轻，而制禄如其旧”[7]（卷一七，《赠张嘉符序》），俸禄微薄更为严重。
    关于薄俸的危害及其对官吏贪赃的影响，世祖朝胡祇遹说：“近日，颁降条画，职事官、钱谷官犯赃者或杖死。诚为善政。然以月俸计之，府吏月俸六贯，年来米麦价直每石不下一十贯，日得二百文，可籴二升，仅充匹夫一日之食。衣服鞍马奴仆之费，必不可缺者，何从而出？父母妻子，何以仰事俯蓄……况兼钱谷官无升斗之禄，无进身之阶。凡有失陷亏欠，则勒令合偿。职事官，则六品而下，不过二十贯，一身之费，亦不赡给。傥过官府勾唤，送往迎来，杯酒饮饭，必不能免者，又何从而出？饥寒切于身，勤劳苦其心，父母妻子，冻饿于其前，公私费用，逼迫于其后。身既从事，不敢朝夕去职，别营生业。今蒙禁止曰：勿取于民，勿枉法，勿妄求，勿盗窃官钱。虽饭蔬饮水，清苦廉介之士，亦不能堪，岂非强人以必不能者与？”[15]（卷一二，《寄子方郎中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