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鞑事略》云：“见其物则欲，谓之撒花。”[17]汪元量《醉歌》诗曰：“北师要讨撒花银，官府行移逼市民。”[18]（卷—）撒花，原意为赠物、礼品，后转意为强夺于人的财物。关于蒙古贵族官僚“撒花”与元官僚贪赃的联系，元世祖中统元年（1260年）四月初六的诏书说：“开国以来，庶事草创，既无俸禄以养廉，故纵贿赂而为蠹。凡事撒花等物，无非取给于民，名为己财，实皆官物。取百散一，长盗滋奸，若不尽更，为害非细。始自朕躬，断绝斯弊。除外用进奉、军前克敌之物并斡脱等，拜见撒花等物，并行禁绝。内外官吏，视此为例。”[l9]（卷二，《圣政·止贡献·庚申年四月初六日诏书》）官吏受贿贪赃，虽然是汉地传统王朝官僚系统内违法蠹政的弊端，但在蒙古国官僚机构简单，“无俸禄以养廉”等条件下，与贪赃贿赂大体相同的“撒花”，又是贵族那颜经济收入的合理合法的重要来源。诏书中“纵贿赂而为蠹”，即谓此。元代官吏受贿贪赃最初即与蒙古国那颜取财于部属的“撒花”旧俗，结下了不解之缘。
    元王朝建立不久，忽必烈根据陆续设置和健全的汉地式官僚制法则，颁布上述诏书，以官吏俸禄取代和废止了旧有的“撒花”。这的确是一种进步。但是，作为统治民族蒙古贵族的“撤花”旧俗，很难用一纸诏书立即予以彻底废除。它又融入汉地王朝官僚贪赃流弊，而以不合朝廷正规法制却又多少符合蒙古草原帝国旧俗的混合形态，顽强地存续下来了。这实际上就是元代官吏贪赃明火执仗的勒索方式的由来。
    在元代官吏贪赃习气的成长和膨胀过程中，一些色目贵族官僚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奥都拉合曼以扑买聚敛，乘机中饱私囊，开其先河。“唯事贿赂”的燕京断事官牙剌瓦赤和世祖初“盗国财物”的西域人，又“蹑迹而纂其后”[20]（卷六○，《中书左丞姚文献公神道碑》，卷五七《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色目权臣阿合马贪污受贿，再次领官场风气之先，“江南内外宝物，俱半匿聚其家”[21]（《大义略叙》，P.178）。桑哥“继踵用事……居官为吏者，惟知贿赂关节，可以进身”[22]（卷七，《奉使宣抚回奏疏》）。成宗朝，西京道宣慰使法忽鲁丁借运输军粮“侵匿官钱十三万余锭”，又鬻瑟瑟二千斤于宫廷，牟取暴利[9]（P.453,p.454）。元末叶子奇云：“官贪吏污，始因蒙古色目人罔然不知廉耻之为何物。”此言或带有某些种族偏见，但也并非无根之说。色目官僚亦官亦商、借理财聚敛而贪赃的行径，的确与汉地传统文化中礼义廉耻观念，相去甚远。
    时至元末，形形色色的官吏贪赃，得到恶性发展。“其问人讨钱，各有名目。所属始参曰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日追节钱，生辰曰生日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送别曰人情钱，句追曰赍发钱，论诉曰公事钱，觅得钱多曰得手，除得州美曰好地分，补得职近曰好窠窟。漫不知忠君爱民之为何事也”[23]（卷四下《杂俎篇》）。包括皇帝所遣宣布谕旨的使臣，也频繁向地方官“求贿”[9]（p.3432）。于此，和历代王朝稍异的元代官吏贪赃方式及习气，与元帝国的腐朽败落同步，发展到顶点。
    需要指出的是，元代一批中书省宰相也卷入了官吏贪赃的浪潮，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世祖朝阿合马和桑哥“奸赃暴著非一”[9]（p.4576），已如前述。仁宗朝中书省右丞相铁木迭儿“受诸王合儿班答使人钞十四万贯，宝珠玉带氍毺币帛又计钞十余万贯；受杭州永兴寺僧自福贿金一百五十两”。顺帝朝太师右丞相伯颜大肆聚敛，“天下贡赋多入伯颜家”[9]（p.4579）[24]。它如英宗朝中书平章塔失海牙，文宗朝中书平章朵儿只、速速、均因贪墨劣迹被杖免和流窜[9]（p.613,p.752,p.766）。更有甚者，成宗大德七年（1303年）二、三月中书省十一名正、副宰相中，就有右丞相完泽、平章伯颜、梁德珪、段贞、阿里浑撒里、右丞八都马辛、左丞月古不花、参政迷而火者、张斯立等八人，因受朱清、张瑄贿赂而受劾或罢职。另有参政哈剌蛮子被罢黜，估计也与此受贿案有关系[9]（P.448,P.450）。粗略计算，贪赃宰相占当时宰相班子人员总数的82%。秦汉以来，宰相贪赃间或有之，但数量较少。这主要是因为宰相权势颇重，又容易受皇帝猜疑和其他官员嫉恨。尤其是西汉尚书台多员宰相体制形成后，不乏正、副宰相内部相互监督牵制。故多数宰相常在关乎风化名节的贪赃事上不能不有所顾忌。元代却异乎寻常地冒出宰相班子内大多数受贿贪赃的恶性事件，的确发人深省。除了选相不精及朋党等因素，似乎还有更深的社会背景有待探寻。
    二
    针对官吏贪赃的恶性发展，元朝统治者陆续制订并实施了一整套惩治贪赃的政策。即完备详密的赃罪条例和监察官、奉使宣抚监治的双管齐下。遗憾的是，赃罪条例成效欠佳，监察、奉使屡治不止。这套惩贪政策基本上失败了。
    最初的赃罪条例，是在世祖朝桑哥被诛后出台的。《元史·世祖纪十四》至元二十九年三月丁未条云：“中书省与御史台共定赃罪十三等，枉法者五，不枉法者八，罪人死者以闻。制曰：‘可”’。这就是有名的“赃罪十三等”。此赃罪条例的详细内容，至今尚未见到。仅在《元典章》大德七年以后的某些公文中略见其梗概。在世祖末和成宗大德七年（1303年）的十余年间，它一直是元朝廷惩办官吏贪污的法律依据。如至元三十一年十一月庚戌成宗即位伊始，“京师犯赃罪者三百人，帝命事无疑者，准世祖所定十三等例决之”[9]（p.388）。元贞二年（1296年）六月，成宗又正式颁布“官吏受赇条格，凡十有三等”[9]（p.404）。此次颁布，显然意味着“赃罪十三等”的正规化、条格化及其全面推行于全国各地。
    或许是大德七年（1303年）二、三月中书省八名正、副宰相受贿事件，给元廷造成了颇大的震动。当年三月，在惟一没有卷入受贿丑闻的左丞相哈剌哈孙的主持下，又颁布了“官吏赃罪十二章”[9]（p.449）[20]（卷二五，《丞相顺德中献王碑》）。关于此次新颁布的“官吏赃罪十二章”，《元典章》留下了较完整的记载：
    大德七年三月十六日，钦奉圣旨：……以近年所定赃罪条例，互有轻重，特敕中书集议，酌古准今，为十二章……所定条格开列于后：
    诸职官及出身人等，今后因事受财，依条断罪。枉法者，除名不叙；不枉法官，须殿三年；再犯，不叙。无禄官，减一等。以至元钞为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