枉法：
    一贯至十贯，四十七下。不满贯者，量情断罪，依例除名。
    一十贯以上至二十贯，五十七下；
    二十贯以上至五十贯，七十七下；
    五十贯以上至一百贯，八十七下；
    二百贯之上，一百七下；
    不枉法：
    一贯至二十贯，四十七，本等叙，不满贯者，量情断罪，解见任，别行求仕；
    二十贯以上至五十贯，五十七，注边远一任；
    五十贯以上至一百贯，六十七，降一等；
    一百贯以上至一百五十贯，七十七，降二等；
    一百五十贯以上至二百贯，八十七，降三等；
    二百贯以上至三百贯，九十七，降四等；
    三百贯以上，一百七，除名不叙。[19]（卷四六，《刑部八·诸赃·取受·赃罪条例》）
    以上条例，也被收入《大元通制》和《元史·刑法志·职制上》，故是大德七年以后较为稳定和正规的赃罪条例。此条例，是中书省、御史台等奉成宗敕令“集议”修正“近年所定赃罪条例”而来的。所谓“近年所定赃罪条例”，不是别的，正是前述至元二十九年拟定、元贞二年正式颁降的“赃罪十三等”。可以说世祖末所定“赃罪十三等”，是大德七年“官吏赃罪十二章”的蓝本。大德七年“官吏赃罪十二章”，又是在世祖末“赃罪十三等”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从处罚条例数看，“十三等”含“枉法者五，不枉法者八”，“十二章”则仅有枉法五章和不枉法七章。显然，不枉法条例减少了一章。前揭成宗圣旨还称，至元二十九年“赃罪十三等”“互有轻重”，不尽恰当。那么，经过中书集议修订成的大德七年“官吏赃罪十二章”，究竟做了怎样的调整？它与“赃罪十三等”相比，在赃罪处罚上是加重，抑或减轻了呢？请看残留在现存元代公文中的“赃罪十三等”片断：“……依十三等不枉法例，笞决三十七下，解任，殿三年，别行求仕”。“……照依十三等不枉法例，一百贯以下，期年之后，注边远一任叙用”[19]（卷四六，《刑部八·诸赃·取受》，《官典取受羊酒解任求仕》、《司吏犯赃经格告叙》）。
    两相对照，在不枉法笞决三十七下等条上，大德七年“官吏赃罪十二章”明显加重。唯不枉法一百贯条，稍有减轻。但是，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犯赃或致死罪的规定，大德七年已不复存在。总的来说，经修订的“十二章”处罚程度，较前加重减轻兼而有之。从一般处罚看，加重的稍多。而取消死罪，又是减轻处罚的表现。大德七年奉使宣抚罢黜赃官18000余人，却未见一人被杀，也反映了后一种变化。
    元廷还对赃罪处罚的某些细节，作了补充性规定。如元贞二年（1296年）六月，御史台官员又奏请批准：官吏受贿，初已有伏罪之辞，而后审复，有司徇情致使翻异伏罪之辞的，要加等论罪。十月，又规定：职官坐赃，已经断罪后再犯者，加本罪三等。大德五年（1301年）正月，御史台官员奏请皇帝批准：“官吏犯赃及盗官钱，事觉避罪逃匿者，宜同狱成”。即使经赦免而不治罪，也要降黜其官职[9]（p.406,p.433）。至大四年（1311年）三月曾就枉法、不枉法的界定，赃物没官或给主等，加以详细的阐释[19]（卷四六，《刑部八·诸赃·取受》《赃罪条例》）。此外，对受赃自首，家属受赃，吏员受赃，监察官受赃等，也作了一系列惩罚规定[9]（p.2613）。一系列补充规定的面世，使元廷惩办官吏贪赃的法网更为严密了。
    对官吏侵盗和侵用官钱者，元廷的惩办也格外严厉。至元十九年（1282年）和元贞元年（1295年）两项条例，均保留了钱谷官、仓库官监守自盗，重者处死的严酷处罚[19]（卷四七，《刑部九·侵盗，仓官侵粮飞钞、《侵盗钱粮罪例》）。对挪用官府钱粮，也不惜以刑罚严格禁止：“诸职官侵用官钱者，以枉法论，虽会赦，仍除名不叙。”[9]（P.2613）[19]（卷四七，《刑部九·诸赃·侵使》）
    上述赃罪条例，虽然颇为系统详密，但在实施中又有两个比较明显的偏差：
    第一，犯赃改注边远。“赃罪十二章”中，有“不枉法……二十贯以上至五十贯，五十七下，注边远一任”条。实际上，犯赃官员改注边远地区的做法，早在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已经开始推行[19]（卷八，《史部二·选格》、《犯赃官员除授》）。时至泰定四年（1327年）九月，仍有“广海，古流放之地”，“以职官赃污者处之，以示惩戒”[9]（p.681）。此举虽然能够客观上暂时解决广海官员多缺的难题，对所注赃官也不乏惩戒寓意，但其负面效应又比较严重的。这些因犯赃改注边远地区的官员，其责任依旧是“宣明教化，礼义兴行”。然而，“彼身经断罚，处民之上，岂惟内怀惭德，先不自安，部内之民，将何化服？”王恽认为：“固非惩恶劝善之道，似不足取”[8]（卷八九，《乌台笔补》、《论州县经断罚事状》）。改注边远地区的政策，还进而形成了内地与边远官员之间的铨注壁垒，即仕于广海等边地者“政甚善不得迁中州江淮，中州江淮吏士一或贪纵不法，则左迁而归之是选，终身不得与朝士齿。虽良心善性油然复生，悔艾自新，不可得已”。这批官员自暴自弃，继续肆虐于边地，致使“地益远而吏益暴，法益堕而民益偷。甚则疾视其上，构结徼外蛮夷，凭陵郡县，贼杀长吏之祸成矣”。犯赃官员不仅不能幡然图新，反而助长了边远地区吏治的恶化。王恽和朱思本不约而同地抨击“见行降远格例”，指出它是“亡金弊法”，建议效法唐代“数年停勒之法”和赵宋“远近适均”之制[25]（卷—，《广海选论》），是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