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谈谈蒙古草原旧俗的渗入。元王朝的缔造者忽必烈在采用汉法之际，自觉不自觉地把许多蒙古旧俗长期保留下来。元王朝的政治、法律制度及具体政策自始至终呈现蒙古法、汉法二元状态。我们注意到，有元一代政治生活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的蒙古草原旧俗，同样地渗入了官吏贪赃，甚至直接影响到朝廷的惩贪政策。我们前面提到的蒙古“撒花”俗对官吏贪赃的推波助澜，怯薛“别里哥”选与科举长期停废，视儒学为宗教而不当作治国修身之术等等，明显是蒙古旧俗因与汉法的抵牾而给元代官僚体制带来的不良影响。据初步考察，著名的成吉思汗“札撒”及宝训中，尚未见到惩办贪污的规则。蒙哥汗时期的“阿蓝答儿钩考”，也重在清查钱谷亏欠挪用和不上缴国库等事。而在《史集·窝阔台汗纪》中，我们偶尔检出一段与贪污相关的轶事：
    合罕慷慨善良的名声四处传播，所以各国商人都争相来到他的宫廷。合罕吩咐收下他们的〈全部〉货物，不管好坏，全部如数付酬……有一次，陛下的一些负责人说，没有必要按十加一地多〈付〉，因为货物的原价已高过同类货物的价格。合罕说道：“与官家交易，获利多些，才对商人有利，因为他们必然对你们，必阇赤们，有些开支。我这是为你们的大圆面包付钱，免得他们从朕处受损失而去”[37]（卷二，p.94）。
    窝阔台明明知道，汗廷必阇赤等官在商人与官家的交易中因商人的额外“开支”而获取不少好处或礼品。这种好处或礼品，在蒙古俗看来就是所谓“撒花”，而从汉法观察，明显是贿赂。窝阔台不仅不予以责备惩治，反而下令高价支付商人货款，美其名曰替接受好处或礼品的必阇赤等官“付钱”。不难看出，窝阔台对官吏贪赃受贿，采取了明显的宽容放纵政策。
    《元史》卷一百四十六《耶律楚材传》载，窝阔台批准了耶律楚材“便宜一十八事”中的十七件，惟独不批准禁止“贡献礼物”的“撒花”。足见，“撒花”旧俗在窝阔台等蒙古统治者心目中是何等的根深蒂固。尽管颇受窝阔台宠幸的耶律楚材竭力斥责其“蠹害”，也无法动摇窝阔台保留“撤花”俗的立场。此处的“贡献礼物”，与前揭商人的额外“开支”类似，都是所谓“撤花”。
    上述放纵“撒花”贪赃的政策，像幽灵一样，长期困扰着元朝的多数皇帝，使他们在惩办官吏贪赃时往往干出前述频繁曲赦等荒唐事来。成宗大德七年取消赃罪十三等中的死刑条，估计与此不无联系。有一个现象比较清晰：元朝诸位皇帝中，像元世祖、英宗等采用汉法较多的皇帝，其惩治官吏贪赃相应地也比较严厉。而成宗、武宗、泰定帝即汗位前久居漠北，受蒙古旧俗熏染较深，其在徇私曲赦方面就似乎走的更远些。英宗朝惩办官吏贪赃最为坚决。见于《元史·英宗本纪》因贪赃被罢黜杖免的有：刑部尚书不答失里、乌马儿、班丹等多人。英宗终因“南坡之变”遭暗杀也表明：依蒙古旧俗对官吏贪赃持宽容放纵政策，在蒙古贵族官僚中颇有市场；而采用汉法和严惩贪赃，则在蒙古贵族官僚中受到孤立打击。
    总之，蒙古旧俗的渗入，不仅影响了元代官吏贪赃活动本身，还直接或间接地作用于元代官吏的素质和统治者的惩贪政策。在元代官吏贪赃猖獗且超越其他王朝的诸多原因中，蒙古旧俗的渗入，是支配性和最主要的。它对俸薄、选举不精、官吏素质低下、徇私曲赦等，均发生了这样那样的背景性影响。只要从蒙、汉二元体制和蒙古旧俗的渗入这一角度观察，元代异乎寻常的官吏贪赃及惩贪政策的失败，就不难找到答案了。
    收稿日期：2004-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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