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是自由主义者的变化。自由主义者主要来自中小资产阶级或工业资产阶级，他们的主张虽然五花八门，但最关注的主要是制度的选择问题。一般说来，他们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决心是坚定的，但具体如何走，建立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能够有效地维护政治稳定，是他们争论的焦点。英国的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在1837年曾就法国的政局发表过这样的看法：“法国最大的不幸是它仍然对立宪的思想和制度很陌生，她从来都不清楚一个公正的政府是怎么样的。”(75) 这从一个角度说明了法国问题的症结，但不能由此认为法国的自由主义者不知道代议制为何物，实际上至少有一部分自由主义者在当时的条件下不敢真正实行共和政体下的代议制。有学者曾指出：“从19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末，基佐从自由主义向保守主义转变，这一政治发展轨迹说明在革命后的法国做个自由的学徒很困难。”在一个充满矛盾冲突的社会中要建立起代议制政府的框架并不容易，因为这个社会“缺乏一种严格意义上的调解和讨价还价的文化”。(76) 制度的选择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绝不是一开始就有一条大道摆在面前。一种比较好的制度是各种政治力量互相斗争又互相妥协的产物。
    1860-1861年间，法国议会的权力开始加强，如允许立法团和元老院就皇帝在每届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进行讨论并提出一份请愿书，明确规定两院辩论的程序，包括进行完整的速记并在次日的《通报》上刊出等。法国学者认为，这些措施的实行意味着“法国离议会制的正轨已经不远了”。(77)
    这样，大约在1850年后，法国社会各阶层或阶级的追求渐渐有了某种共同的方向，虽然不是很明显，但与此前相比有了明显区别。杜比主编的《法国史》对此有极高的评价，他认为1848革命的动荡岁月过去后，“法国社会真正走上了一条新的文明之路”，这种新的文明就是“我们今日的文明”。(78)
    综上所述，法国的资本主义道路是一步步走出来的，不是一开始就存在一条具体的途径或有一个通过某些既定步骤就可以实现的目标。资本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如自由、民主、私有财产权等，虽然很早就已出现，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已经找到实现的途径。在19世纪前四分之三个世纪里，法国人一直在摸索一条道路，许多人似乎根本看不到未来的希望。1819-1820年间，圣西门在《组织者》中写道：“在目前情况下，人们认为政府的经常的和唯一的职责，就是为社会造福。但是，用什么手段来为社会造福呢？对此，舆论至今无所表示。甚至关于这一点，恐怕还没有一个固定的和为大家公认的看法。”(79) 这应该是肺腑之言。众所周知，托克维尔是一位论述民主问题的大师，但他所说的民主到底所指为何，是“一种社会类型、一种政治制度还是就它们的相互关系来谈的”？对此，当代学者仍然争论不休。(80) 法国人真正对自己的未来有相当确切的认识，主要是在工业化基本完成后形成的，此前各种关于未来的规划或蓝图至多也只存在于少数思想家的预见和想象中。
    注释：
    ① Jean-Claude Caron,“Louis-Philippe face à l'opinion publique,ou l'impossible réconciliation des Franais,1830-1835，”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vol.30,no.4,2007,p.599.
    ② 安东尼·德·巴克等：《法国文化史》第3卷，朱静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79页。
    ③ G.de Bertier de Sauvigny,Au soir de la Monarchie:La Restauration,Paris:Flammarion,1955,p.330.
    ④ 弗雷德里克·巴斯夏：《和谐经济论》，许明龙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47页。
    ⑤ Benjamin Constant,“Coup-d'oeil sur la tendance générale des esprits dans le dix-neuvième siècle,”Revue encyclopédique,t.XXVIII,Décembre 1825,p.663.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77页。
    ⑦ 这里暂不说人类总是在不断伪造传统。比如，西方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当代西方的许多传统都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创造出来的。见庞冠群：《并非如此悠久的传统》，《读书》2009年第2期，第72-78页；或见霍布斯鲍姆等编：《传统的发明》，顾杭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
    ⑧ G.de Bertier de Sauvigny,Au soir de la Monarchie:La Restauration,p.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