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传统是医治社会断裂的一种重要方法，是整合混乱的社会思潮和信念的基本途径。但恢复什么传统或怎样恢复传统，是各派政治力量角逐的重要战场，这涉及对旧制度、启蒙运动、大革命和拿破仑帝国的具体评价。极端保皇派以旧制度的代表自居，竭力美化中世纪的王权，自由派或波拿巴派虽对启蒙运动和大革命有所批判，但不会加以全盘否定。像孔德这样的自由派，则企图把保皇派的某些合理主张与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结合起来。由于秩序与和谐同时也是文化或道德伦理问题，因此，在讨论如何对待传统时衍生出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对待宗教。在当时的法国，宗教不仅用来维系民心，而且还能抑制由启蒙运动、大革命和工业革命所激发的激情和太多不切实际的幻想。巴克说道：“为了平息这种激情和重创社会联系，宗教上的探索与政治上的努力是不可分离的。”圣西门在探索一种“新基督教教义”，拉梅内则“出色地”描绘出某种“神学-政治”特征。那些拒绝宗教权威的人，“也无法回避要一种新宗教的意图”，“如果说思想家们经常争论得面红耳赤的话，那都是围绕着一些共同的问题”。他又说：作为过渡时期社会危机的一种反应，人们总是处于“不安和躁动”之中，因为他们“仍然被大革命激情所震荡而又不适应利益世界的平淡无奇”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教权的任务就是“通过平息激情和重建社会联系的方式，创建一种共同观念”。(22) 1868年5月，圣伯佛（Sainte-Beuve）在参议院批评上流社会利用宗教作为政治工具的做法，但持有这种批评意见的上层人士当时还是少数。(23) 强调宗教的作用，是基于对现实的认识，正如圣西门在1817年所说的：“人们声称法国革命彻底摧毁了封建和神学的权力时，这是夸大其词。”(24)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在19世纪的法国，教权派长期拥有那么大的影响。
    最后，很多人都强调通过政府干预来修补分裂的社会。要建立秩序与实现和谐，不仅需要重建与传统的联系，还需要解决工业化过程产生的新的社会分裂。如果说继承传统是一个修补断裂的问题，而且主要涉及道德文化或政治制度，那么解决社会分裂首先是一个现实的经济问题。
    修补分裂的社会虽说是各种政治力量的共同追求，但在达到这一目标的方法上却深刻地暴露出它们的真正分歧。在该问题的讨论中，后来被视为资产阶级主流思想的自由主义一度显得很孤立，被淹没在众多思潮的汪洋大海中，而空想社会主义的解决办法则一度如日中天，颇为引人注目。保皇派的办法是回到过去，但他们的影响随着工业化的进展而日渐衰微。渐渐占据重要地位的社会分裂是资产阶级各派的冲突、资产阶级与工人的冲突，还有城乡冲突及农民与工人的冲突，这些冲突似乎使问题的解决变得越来越渺茫。以往我们更多关注的是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冲突，较少关注其他冲突，一般避谈工人与农民或城乡的冲突，实际上马克思也非常重视后一种冲突。在《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中，他说道：“农民不得不负担二月革命的费用，于是反革命就得到了他们这个重要力量。四十五生丁税，对于法国农民是个生死问题，而法国农民又把它弄成了共和国的生死问题。”他又说：“共和国通过收税人向这个阶级表明自己的存在，而这个阶级则通过皇帝向共和国表明自己的存在。”(25) 法国的城乡冲突还包含着首都与全国其他地区的矛盾。在法语中，“province”这个词不仅有中文“省”的含义，而且还指“外地”、“巴黎以外地区”，这是法国特定国情的产物。
    上述种种冲突使法国思想家普遍萌发有组织干预的思想，这种主张一度具有压倒性的优势，与自由主义格格不入。这特别见之于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要求，他们虽然常常互相攻讦，但都强调通过一定的组织和领导（国家干预或其他形式的有组织的干预）来解决社会问题。他们认为：“政治和经济领域的自由主义运动只是助长了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社会因此而四分五裂”，所以“重整社会秩序、建立新的合作组织和社会集体已经迫在眉睫”。由此出发，他们提出来的解救方案都受“计划经济”的影响，因为“他们受1793年和1794年法国紧急措施的启发，认为政府应理性地组织国家的经济生活，而不应该依靠具有破坏性的自由竞争去做这件事”。(26) 许多并非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家或政治家从维护秩序出发，也持有类似见解。他们认为：“为了平息激情”，更主要的工作应该是“重建社会联系而不是议会自由主义”；各种观点的人“都拒绝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因为曼彻斯特，或伯明翰的英国个人主义，给人看到了灾难性的后果”。巴克还强调指出：“令恩格斯气愤的工人贫困，正统主义的改革者并非无动于衷，像自由主义者托克维尔在他的1835年游记中，或是共和主义者赖德律-洛兰在他的1850年出版的《论英国的衰落》中，都有所表现。因此，困扰着人们的这种贫困和社会解体现象，横贯着整个政治角逐场，说明法国在经济自由方面存在着弱点。”(27) 在严重的社会分裂面前，自由主义的主张似乎寸步难行，要求政府干预的呼声颇有影响：“限制经济自由忽然间也变成了所有‘进步党人’的口号……致使迄今为止在政治流派中作为精神主导的自由主义处在了守势。”(28)
    当然，自由派也竭力表明自己关于如何实现社会和谐的主张。比如，巴斯夏说道：“资本家和工人们，我觉得自己有能力提出下述规律：‘资本从生产总值中的绝对提取额随着资本日益积聚而增加，提取比例则下降；与此同时，劳动从中提取的相对比例增加，其绝对提取额增加得更多。资本缩减时则引起相反的效果。’如果这条规律得到确认，就可证明，劳动者及其雇主之间显然存在着利益的和谐。”(29) 这里的意思是：工人们，你们得暂时忍受一下目前的苦难；随着资本的增长，你们的工资就会增加，生活就会得到改善。其实，孔德的主张也与此类似。但这种思想在1848年革命前后不会得到多数工人的支持，所以在经济发展的这个阶段，法国的社会分裂难以得到缓和。
    综上所述，这时期法国思想界整合社会断裂和社会分裂的努力，虽然不能说没有效果，但在当时这种效果有多大值得怀疑。也许，处在这样的经济发展阶段的社会只能如此，其各种努力主要是为未来的全面整合奠定某种基础。孔德学说的命运即是如此。以今天的眼光看，他的学说是稳重而深刻的，但在19世纪上半叶他几乎找不到知音，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法国确实处在一个群龙无首、不知“路在何方”的混乱境地。了解孔德的思想及其命运，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他所生活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