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高度重视精神或道德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孔德认为历史上总是存在精神和世俗两种权力，随着形而上学时代的开始，欧洲的精神权力逐渐衰落了，但实际上现代社会并不是不需要精神权力。他在1825年末发表的文章《关于精神权力的思考》中说道：“建立一种新的精神权力具有极大的重要性”；“今天各最先进民族的社会状态都迫切需要形成一种新的精神秩序，这是结束自16世纪以来的革命阶段的第一位的和首要的手段。”他论证说：“在维护一个群体的公共秩序时，如果个人之间不可或缺的合作，不可能再依靠每个人出于自愿或出于道德的考虑而同意某种共同的社会信条，那么除了在权力和腐败之间作出选择，就不可能有其他权宜之计来维持任何性质的和谐。”因为社会本质上已经变成了工业的社会，所以其必然结果就是力量介入财富，财富成为腐败的手段，从而导致道德的解体。(42) H.S.琼斯正确地评价了孔德的这一思想，他说道：孔德质疑精神权力被世俗（temporal）权力吸收的现象，他是“想维护现代世界中某种独特的、自主的精神权力的重要性。这种精神权力能成为一种力量，服务于智力和道德的管理……孔德这里所说的是两种凝聚社会的资源，即道德力量和物质力量，在缺乏前者的情况下，后者必然会扩张并填补这块空隙……所以，在现代社会，精神权力的重组是避免行政专制的一种方法”。(43) 从这一观点出发，孔德对他的时代的道德滑坡并不感到沮丧，而是把这看成重建新社会的一个基本条件。他说道：“无政府状态……已经不仅是旧社会制度腐化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而且也是建立新社会制度的一个基本条件。”(44) 这是一个富于远见的观点。
    上述思想体现了孔德的一个特点：坚持自己的原则但不走极端，在批判其他各派观点时不忘吸收他们的长处。雷蒙·阿隆指出：“奥古斯特·孔德就处在介于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地位。他既不是一个按照罗马法典想象出来的私有制的鼓吹者，也不是一个倾向于生产资料社会化的改革家，而是一个既想保持私有制，又想改变其意义使之成为由某些人行使社会职能的一种制度的组织者。”(45) 孔德对自由主义的态度也是这样，虽然身后被称为自由主义者，但他似乎与同时代的自由主义者缺乏共同语言。有人甚至这样评价他：孔德身上有许多东西给人以“反自由主义的、甚至是极权主义”的印象，比如他“拒绝整个自由主义传统，这种传统使人民与政府对抗，并寻找种种抑制政府的方法。此外，他还视政府为指导我们集体发展（collective development）的角色。在孔德看来，保卫个人的各种权利和自由在政治思想中属于一种形而上学的习惯，如同科学中的因果解释属于一种形而上学的习惯一样”。(46)
    在孔德的时代，自由主义者往往被称为“利己主义者”，孔德就是从这个角度来批评启蒙运动的：“形而上学精神在道德方面从未能提出任何有效的理论，而只提供那糟透了的利己主义体系……该哲学始终局限于考察个体，由于其简化的逻辑原则的必然后果，从未能真正包含对群体的研究。”(47) 他把自由派经济学家看成“形而上学者”，而“形而上学思想是一种抽象的思想，是一种从概念出发的思想”。(48) 1848年革命爆发后，孔德甚至下结论说，无产阶级不会被代议制思想所诱惑，在他眼中，代议制是一种深深依赖于不合理的形而上学原则的一种形式，必然要被科学组织起来的政治形式所取代。(49) 尽管如此，我们又不能据此说孔德不是自由主义者，正如H.S.琼斯所说的，“孔德对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一点也没有同情之心，对贡斯当如此亲切的良心自由的原则在孔德看来是异端思想。但由此推断说孔德……不是自由主义的，那将是一个错误。”(50)
    孔德的折中思想到底说明他的思想不切合实际，还是说明他的折中有自己的特色，是当时法国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一种精神？从他的思想在后来的影响看，后者更为准确。但在当时法国知识分子中，孔德只处在“边际地位”，(51) 他“差不多是在相对孤立的状况中进行工作的”。(52) 总之，这位思想家在当时没有受到太多的关注，足见那时法国社会思潮的整合任重而道远。
    四、社会分裂的根源
    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至少在这个世纪的上半叶，法国也许是西欧最希望稳定的国家，但它也是当时西欧大国中最不稳定的国家。我们常说，拿破仑的上台与当时大资产阶级要求稳定有关；拿破仑帝国结束后，为了法国的稳定，神圣同盟的巨头们都担心过分反动的措施会激怒法国人民，连路易十八也不得不承认一些大革命的成果。法国总是在追求秩序和进步，但在19世纪它却长期动荡不已，这种情况的出现有着深层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根源。
    首先，按巴林顿·摩尔的说法，这与法国农民有关。法国贵族在大革命中受到重创或被推翻，但法国农民长期以来被拒之于资本主义发展之外，只是受着这种发展的煎熬，而资本主义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又无法把他们纳入自己的发展体系中，农村成为法国保守派、教权派或保皇派的大本营。1824年查理十世上台后，贵族更加趋向反动，于是“贵族阶级与上层资产阶级分享权力失败，也未能使这一阶级成为同盟者，却反目成仇，这是爆发1830年革命的重要原因”。1830年革命后，法国贵族作为一个政治上紧密团结的集团消失了，但法国农民站在资本主义发展之外的情况没有多大改变。摩尔继续分析说：有一定影响力的农民很少关注民主制；持续发展的资本主义工业又损害并削弱了小农的财产权，因为与工业相比，小农在市场运行中处于不利地位。结果，“作为一个前资本主义集团，农民时常流露出强烈的反资本主义倾向。”(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