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共同的关注与难分轩轾的主张
    上述种种复杂性，造成了这一时期法国社会思潮的混乱和无序，但人们面对的是共同的现实，所要解决的是共同的问题，所以他们的追求又具有某种共性，甚至不同立场的人有时会赞同某些共同的解决办法，这构成了各种思潮重组或整合的基础。
    首先，大多数人都在怀念过去，批判现实。“19世纪上半叶的法国人突然迷恋于回忆和地方的空间”，以至于1849年巴黎作家阿里斯蒂德·吉贝尔（Aristide Guilbert）宣称：“通史被分解成了地方史”。人们对居住地或出生地有一种特别的隶属感和亲切感。历史学家安德烈·勒格莱（André Le Glay）等人还“赞扬对传统的崇拜和对地方记忆的崇拜。这种崇拜甚至构成子女孝顺父母的一种义务、对扎根于过去的土地的一种爱”。(13) 几乎所有的阶级或阶层都在怀旧，既出于美化的想象，也出于对过去某些恐怖事件的回忆或出于对现实的不满，其表达形式多种多样。每个人都似乎能从怀旧中获得某种心理满足：以前的官员向往国家过去的伟大，资产阶级的年青一代怀念革命中年轻人掌权的时期；与之相应的是农民对回到封建统治的恐惧，贵族对恐怖时期的恐惧，激进派对滥用自由的恐惧。下层阶级也在怀旧，由于越来越陷入资本主义的深渊，他们向往平等，怀念曾给他们带来某种家长制保护的旧制度。在当时的法国，“种种怀旧与恐惧的相互交织，解释了该世纪上半叶反复出现的紧张关系。”(14)
    这里，怀念过去是对现实不满的一种表现。19世纪上半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同阶层的人从不同的角度猛烈抨击早期工业社会的种种弊病。我们比较熟悉的有两种批判：一种来自圣西门、傅立叶等空想社会主义者，另一种来自以巴尔扎克、司汤达等为代表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这时期还有两种很有影响的批判：一种来自共和派，批判复辟王朝和君主立宪制，主张建立共和国；另一种来自被大革命推翻或受到大革命重创的贵族阶级，他们希望恢复过去曾拥有的地位和“美好的”生活。关于这些怀旧与批判的性质和原因，恩格斯作过以下说明：大革命后，“富有和贫穷的对立并没有化为普遍的幸福，反而由于沟通这种对立的行会特权和其他特权的废除，由于缓和这种对立的教会慈善设施的取消而更加尖锐化了；工业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迅速发展，使劳动群众的贫穷和困苦成了社会的生存条件。犯罪的次数一年比一年增加。如果说以前在光天化日之下肆无忌惮地干出来的封建罪恶虽然没有消灭，但终究已经暂时被迫收敛了，那么，以前只是暗中偷着干的资产阶级罪恶却更加猖獗了。商业日益变成欺诈。革命的箴言‘博爱’化为竞争中的蓄意刁难和忌妒。贿赂代替了暴力压迫，金钱代替刀剑成了社会权力的第一杠杆……总之，同启蒙学者的华美诺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15) 这种情况使很多人怀念过去那些“美好的”方面，农业社会的生活虽然贫困，且处处表现出不平等，但一般情况下毕竟还是“稳定”的。
    其次，几乎所有的政治力量都承认社会失序，都强调恢复秩序与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性。19世纪初，法国各派思想家对法国现状的看法惊人的一致，即法国最重要的社会问题是重建秩序。孔德这样的自由派与夏多布里昂那样的保皇派都认为混乱已达到极点。孔德还形象地指出：“社会被国王们倒退的学说与人民的批判激情撕裂开来。每一方都把它往自己的方向拉扯，无论如何，政治只是众多流产的重组而已，是许多不断波动的实践和尝试。”(16) 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不仅把拿破仑上台看成法国人追求秩序的反映，而且他还强调社会动荡甚至“使民族成员中的最愚昧无知的人产生了恢复秩序的愿望”。(17)
    许多人不仅追求社会稳定，还希望社会和谐，巴斯夏是一个典型。他在1850年出版的《和谐经济论》中这样描述当时“浸淫全国的一切”的“无政府状态”：“穷人反对富人，无产者反对财产，平民反对资产者，劳动反对资本，农业反对工业，乡村反对城市，外省反对首都，本国居民反对外国侨民。”由此他问道：“如今社会最引人注目之处，不正是没有任何秩序吗？所以关心未来的善良的人们、进步的著作家和思想界的先驱们正在努力探索的不正是一种秩序吗？”接着他这样告诫法国年轻人：“我希望引导你们去认识一切正常的利益彼此和谐这个真理。这便是本书的主旨，你们不会不懂得它的重要性。”(18)
    类似的追求决定了人们所讨论的问题也是相似的。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法国各派政治力量展开的旷日持久的争论虽然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侧重点，但大都围绕着以下相同的问题展开：（1）如何对待启蒙运动和大革命，是全部否定，还是部分否定（只否定其机械的或“形而上学”的方面）。这种争论着重围绕着启蒙运动和大革命提出的各项原则及认识社会的方法来进行，而不是大革命造成的某些现实（如分到农民手中的土地）。 （2）如何看待大革命中的暴力，“牺牲（sacrifice）的概念成为大革命后法国人围绕政治暴力展开辩论的主要议题之一”。在这种辩论中，极端保皇派的迈斯特居然与主张无产阶级暴力的工团主义者索雷尔（Sorel）有不少共同语言，比如两人都谴责雅各宾派的国家暴力传统，赞扬古代殉教者对共同体凝聚力的意义。(19) （3）法国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政权，是君主制、立宪君主制还是共和制？（4）应该建立什么样的道德体系，具体又分为如何对待传统和宗教两个方面。（5）如何处理资本与劳动的关系。虽然通常认为英国工人在产业革命中遭受了极其悲惨的待遇，但与英国相比，当时法国工人可能处在更加可怜的境地，至少在法律地位上是这样。(20)
    再次，许多人都不同程度地主张借助传统来恢复秩序。追求稳定，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如何处理传统与现实的关系，也就是如何建立新的社会联系，传统的重要性被提上议事日程。大革命摧毁了旧的社会秩序，新的社会联系尚未牢固地建立起来，社会变得支离破碎。拿破仑深知割断传统与现实的联系很危险，他上台后为了“重新调和被世俗战争与宗教战争所分裂的法国人”，于1801年与教皇签署了《教务专约》，承认天主教为法国大多数人的宗教。即使像夏多布里昂那样的保皇派，也看到了当时法国问题的实质。他的《阿塔拉》、《基督教真谛》的成功，不仅在于他讨论回归信仰问题，而且还在于他“提出了将纠缠19世纪的一切政治哲学的问题，即该如何在没有宗教支持的情况下建立社会联系？”(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