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课题所含内容众多，本文仅就几个方面作一论述。历史告诉我们，阿旃陀（Ajanta）、巴米扬（Bamiyan）、吐鲁番和敦煌尽管相距遥远，但在文化上却不无联系。
    首先，应该声明，这些古址的每一处都是文化发展中的里程碑。
    阿旃陀位于马哈拉施特拉（Maharashtra）邦的奥兰伽巴德（Aurangabad）县，以其岩刻支提堂（Chaityagriha）和毗诃罗（Vihara）窟而闻名于世。石窟中现存壁画堪称世界艺术之瑰宝。阿旃陀艺术与建筑的影响远播巴米扬、中亚与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说，犍陀罗（Gandhara）、伊朗艺术传统亦为其翻版。
    巴米扬，位处阿富汗中部峡谷，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在公元初的几个世纪中，亦为繁荣的佛教艺术中心。
    石窟开凿于兴都库什山区海拔8200英尺的山谷南面断崖上，在古代，有两条道路在此交汇：其一由中国出发，经葱岭和兴都库什山而至伊朗，另一条则经印度河而至缚喝（Balkh）。古典作品称巴米扬为“中亚语言、文明和宗教的前哨与十字路口。”来自印度的这条道路被称为“大王道（the Great Royal Way）”。①
    这些商道也经历了不少战火的洗礼。居鲁士（Cyrus）、亚历山大（Alexander）、塞琉西斯王（Seleucids）、汉人、哈里发（the Caliphs）、成吉思汗、帖木儿（Timur）、巴布尔（Babur）等人及其军队就是循此二道而远征的。
    作为不同部族、不同文化所交之一都会，巴米扬融汇了各种不同的艺术传统，如伊朗、犍陀罗、印度（包括笈多王朝和阿旃陀）之风格。阿旃陀的岩刻建筑直接刺激了巴米扬石窟寺的形成。
    如所周知，巴米扬也是外来思想意识进入印度或印度思想意识传入西、北方诸国的门径。敦煌在中国文化西传及西方艺术与思想传入中国的过程中也起着类似的作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石窟艺术也相当辉煌，除克孜尔之外，其余石窟寺都主要集中在这一地区的吐鲁番绿洲。
    吐鲁番素有艺术与宗教“溶炉”之誉。在古代，世界四大宗教：佛教、摩尼教、教和景教都在这里并行不悖。吐鲁番的艺术亦以这些宗教的口味和需要而异彩纷呈。
    吐鲁番绿洲为一低于海平面300余英尺的盆地，处于天山博格达峰与库鲁塔格山之间，气候非常干燥，然而，丰富的高山冰雪溶水却为其五谷、水果和棉花的生长提供了固定的水源。但这并非吐鲁番繁荣的主因。它之所以繁荣，是因为自然条件为它提供了与天山北部地区进行经济交流的契机。
    中国西陲的敦煌，如同巴米扬一样，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受着中原、中亚和印度的影响。丝路古道横贯敦煌，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它也是中原王朝统治塔里木盆地城邦诸国的军事前哨。
    佛教在敦煌的繁荣相当早，3世纪的竺法护即为其最著名的高僧之一。②他精通汉语、梵语等多种语言。据载，他先后译有《正法华经》、《普曜经》等多种经典。他的活动促进了4世纪时佛教在中国北部的传播。此外，4世纪时还有不少佛僧为避战乱而流入敦煌，使之进一步发展为当时的佛教中心。
    在敦煌东南约10哩处就是著名的千佛洞。敦煌之盛名主要就仰仗于历时千年之久的石窟壁画和其它艺术珍品。该石窟群为一大乘经典及以这些经典（如《大阿弥陀经》、《法华经》、圣猛（Aryasura）的《本生（Jatakamala）》和《维摩诘经》等）为依据所绘壁画的巨大宝库。
    本文所述的这四处遗址都因佛教而盛，也都由著名的丝路古道维系着南来北往的人们及思想在这里进行交流。
    前所提及的商道，是后来才以丝绸之路而闻名于世的。主要原因是中国与西方诸国（远及罗马世界）的丝绸贸易是通过这条道路来实现的。但若抠字眼，“丝绸之路”这一术语并不准确，因为除了丝绸之外，其它商品也是通过此路来贸易的。它之所以能为人们所接受，是因为它有着特殊的意义：中国人喜欢丝绸，它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因素之一；而这些奢侈品对罗马人也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若说中国是通过丝绸而发现欧洲的，一点也不为过。
    丝绸之路始于长安，经由河西走廊而至敦煌。离敦煌经由著名的玉门关而分为南、北二道。北道穿沙漠而至哈密，然后沿天山南麓而达吐鲁番、焉耆、库车、阿克苏、图木舒克和喀什。南道则经米兰、于阗和莎车等绿洲小城，由莎车北行可与北道交于喀什。从喀什沿丝绸之路继续西行，横穿葱岭而抵浩罕（Khokand）、撒马儿罕（Samarkand）和布哈拉（Bokhara），继续西行即至谋夫（Merv），再穿过波斯、伊拉克而达地中海岸，最后舶至罗马和亚历山大城。③
    沿着这条丝绸之路，佛教与佛教艺术也广播阿富汗、伊朗、粟特、新疆、敦煌及中原等广大地区，它象一条共同的纽带，把不同地区的不同民族联系了起来。以其慈悲之怀，佛教受到广大信徒的崇拜。除了给中亚人民输入一种宗教外，佛教的文化，尤其是艺术也在这里生根发芽。中国虽有着高度发达的文化和诸如儒教、道教一类的宗教体系，但佛教的确渗透了进来，并战胜对手，顶住压力而得以存活。在中国，佛教已发展成中华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佛教最后发展为有着折衷主义外观的综合性文化。无论走到哪里，它传播的并非全是法音（无疑这是其主要目的），也有印度文化的其它成分，如医学、音乐和天文学，更无庸说丰富的艺术、建筑、文学、宗教仪礼了。值得一提的是，大乘佛教在中亚和敦煌找到了合适的场所，使其文学和建筑艺术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据称，2世纪的支娄迦初开入华传播大乘佛教之风，他的活动为以后（3世纪晚期和4世纪）大乘教深入士大夫的生活与思想奠定了基础。尤其是“空门”思想在士大夫中很流行。发韧于安世高的禅法在早期中国佛教史上一直相沿不绝，尽管其影响范围主要局限于僧伽。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