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历史若以孝文帝改制为分水岭，可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由于建立北魏政权的鲜卑拓跋族原是一个落后的游牧民族，因此北魏建立以后的社会性质究属奴隶制还是封建制，对此史学界尚存有分歧意见。高敏先生在《论北魏的社会性质》一文中指出："北魏前期奴隶数量很大，社会主要生产者也由各种不同类型的奴隶承担，这就决定了北魏前期的社会性质是奴隶社会。"到孝文帝时，"通过他的一系列改革，封建制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固定下来了，正式确立了。……因此，从孝文帝开始，北魏的社会性质可以说是封建社会了"。[①]关于北魏的社会性质，作者赞同高敏师的意见。基于对北魏前期的社会性质是奴隶社会的这一基本认识，本文认为，北魏前期的选官制度主要是与奴隶制经济基础相适应，并为之服务的奴隶主贵族官职世袭制。在北魏前期，这一制度主要有以下四种表现形式，即内侍官选任制、"大师小师"制、荫任制与领民酋长世袭制，下面试分别加以叙述。
    一内侍官选任制
    内侍官选任制始建于拓跋什翼犍建国二年（339年），它是北魏前期奴隶主贵族官职世袭制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自拓跋圭建立北魏政权后，北魏前期的历代皇帝都沿用此制，直到孝文帝以后逐渐废除。
    内侍官是什翼犍时设置的宫廷近侍之官，内侍官选任制则是随着拓跋部王权世袭制的确立以及分官设职的出现而最早建立的一种选官制度。我们知道，早在拓跋邻时，拓跋部的氏族民主选举制便遭破坏，最高军事首领世袭制即已产生。《魏书·序纪》谓拓跋邻"时年衰老，乃以位传子"，就是拓跋部最高军事首领世袭制出现的标志。公元314年，拓跋猗卢接受西晋政权的代王封号。从此以后，年轻的拓跋国家就以代国的称号出现于史册，而拓跋部的最高军事首领世袭制也随之迅速地向王权世袭制转变。在拓跋部由世袭的最高军事首领向世袭国王转化的历史过程中，其部落内部也逐渐出现了职官的分设，一个区别于氏族部落组织的国家权力机构和以国王为首的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基础也在逐步形成。还在拓跋力微时，拓跋部就已有大小"执事及外部大人"等职官的分设，到拓跋猗卢时，又置有"左右辅相"等官号，晋人卫雄、卫操、段繁等人曾任此职。但当时的官职多系仿西晋而设，尚未形成一套完整的职官制度。至拓跋什翼犍世袭代王位之后，一面正式确立了父子相承的王权世袭制；一面则"始置百官，分掌众职"，并正式设置了宫廷近侍之官--内侍官。王权世袭制的确立和职官制度的出现，标志着拓跋奴隶制国家已初步形成。而随着职官制度的出现，也必然会产生对官吏的选拔和任用制度，内侍官选任制正是在拓跋奴隶制国家形成之初最早建立的一种选官之制。据《魏书·官氏志》载：
    建国二年，初置左右近侍之职，无常员，或至百数，侍直禁中，传宣诏命。皆取诸部大人及豪族良家子弟仪貌端严、机辩才干者应选。又置内侍长四人，主顾问，拾遗应对，若今之侍中、散骑常侍也。
    依此可知，什翼犍于在位的第二年正式设置近侍之职，并规定了近侍之职的选任之制。近侍之职包括设内侍长四人，职掌拾遗应对，以备顾问，相当于侍中、散骑常侍之职；又置左右近侍，无员数，多至百人，职掌"侍直禁中，传宣诏命"。近侍又称内侍，如《魏书·长孙肥传》载："代人也。昭成（什翼犍）时，年十三，以选内侍"，即是例证。
    什翼犍时设置的内侍长、内侍之职，是出入禁中、接近国王的亲近荣宠之职。从内侍官的选任规定来看，其来源有二，一是诸部大人子弟，一是豪族良家子弟，且皆取其"仪貌端严、机辩才干者应选"。所谓"诸部大人"子弟，主要是指拓跋部上层诸成员如部落大人和下级军事首领子弟；所谓"豪族良家"子弟，并非指中原地区的汉族高门豪族，而是指拓跋部自出现贫富分化和阶级对立以来，新形成的部落显贵和部落贵族子弟。因此，什翼犍制定的内侍官选任制，主要是促使拓跋部上层诸成员及部落贵族子弟向奴隶主官僚贵族转化的制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一制度对于加速拓跋族氏族制度的进一步解体，对于加强新兴的拓跋奴隶制国家机器都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
    什翼犍在位期间，拓跋奴隶制国家即已初步形成。公元386年，什翼犍之孙拓跋圭在盛乐（内蒙和林格尔）正式建立了北魏奴隶制世袭王朝。北魏政权建立后，由于原来的拓跋部上层诸成员、部落贵族早已做为国王的亲近侍从而上升为奴隶主官僚贵族，拓跋奴隶主贵族统治的基础业已形成。因此，为了满足和维护他们的各种利益和世袭政治权力，拓跋圭继续沿用什翼犍所制定的内侍官选任制，内侍官之职皆取奴隶主贵族子弟充任。[②]如《魏书·穆崇传》：
    穆崇，代人也。……太祖（拓跋圭）为魏王，拜崇征虏将军。从平中原，赐爵历阳公，散骑常侍。后迁太尉，加侍中，徙为安邑公……（次子）观，字闼拔，袭崇爵。少以文艺知名，选充内侍，太祖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