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城之战后，刘备完全丧失了荆州，荆州7郡除南阳之外，全部落入孙权之手，魏、蜀、吴三分格局最后形成。孙权还将关羽的首级送给曹操，曹操表奏孙权为骠骑将军，假节领荆州牧。吴蜀伙伴关系在此划上一个休止符号。
    2
    魏、蜀、吴三分格局的最后形成，加快了汉魏皇位更迭和刘备创建政权的步伐。延康元年十月，曹丕以禅让方式替代汉朝廷，建立魏王朝。次年四月，刘备在成都称帝，表示承继汉王朝的统绪。由于孙权袭取荆州，擒杀关羽，背弃吴蜀原来的伙伴关系，事态的发展必然促使刘备出兵报复。对于吴蜀关系的这般前景，就连一些目光锐利的旁观者，业已看得十分清楚。如《三国志·刘晔传》说：
    （魏文帝）诏问群臣，令料刘备当为关羽出报吴不。众议咸云："蜀小国耳，名将唯羽，羽死军破，国内忧惧，无缘复出。"晔独曰："蜀虽狭弱，而备之谋欲以威武自强，势必用众以示其有余。且关羽与备，义为君臣，恩犹父子，羽死不能为兴军报敌，于终始之分不足。"
    在东吴方面，自从曹丕践祚之后，孙权已经上表称藩，曹丕则策命孙权为吴王。魏吴之间在名义上确立了君臣关系。鱼豢《魏略》就此谈到：
    权闻魏文帝受禅而刘备称帝，乃呼问知星者，已分野中星气何如，遂有僭意，而以位次尚少，无以威众，又欲先卑而后踞之，为卑则可以假宠，后踞则必致讨，致讨然后可以怒众，众怒然后可以自大，故深绝蜀而专事魏[10]。
    这是《魏略》作者对孙权"绝蜀事魏"的看法，其着眼点在于吴国"自大"的基本途径，而没有顾及孙吴力求避免两面受敌的行为动机。相比较而言，孙权在夺取荆州后之所以"绝蜀事魏"，还主要是从吴国的综合实力考虑，企图有效地对付吴蜀之间矛盾冲突的进一步升级。后来吴国群臣劝孙权称帝，孙权辞让未许，并向群臣解释先前受魏策封的原因说：
    往年孤以玄德方向西鄙，故先命陆逊选众以待之。闻北部分欲以助孤，孤内嫌其有挟，若不受其拜，是相折辱而趣其速发，便当与西俱至，二处受敌，于孤为剧，故自抑按，就其封王。低屈之趣，诸君似未之尽，今故以此相解耳[11]。
    这分明是说接受曹丕的策命，是出自不得已而为之的策略，目的在于避免两面受敌的困境。由此可见，孙权对付刘备的报复，是多么用心良苦。
    刘备决定兴兵伐吴，在蜀统治集团内也有不同意见。治中从事黄权以"吴人悍战，又水军顺流，进易难退"为理由，请求刘备宜为后镇[12]；从事祭酒秦宓"陈天时必无其利，坐下狱幽闭，然后贷出"[13]；翊军将军赵云更坚持说"不应置魏，先与吴战，兵势一交，不得卒解"[14]。尽管群臣多有劝谏，可刘备压根听不进去，正全心为兴兵伐吴做准备。
    为了伐吴期间免遭魏兵入侵，刘备暂不计较道义上的得失，暗地派人假吊曹操之丧，向曹丕致礼求好。王沈《魏书》记此事说：
    备闻曹公薨，遣掾韩冉奉书吊，并致赙赠之礼。文帝恶其因丧求好，敕荆州刺史斩冉，绝使命。
    鱼豢《典略》也说：
    备遣军谋掾韩冉赍书吊，并贡锦布。冉称疾，住上庸。上庸致其书，适会受终，有诏报答以引致之。备得报书，遂称制[15]。
    以上两段材料表明：刘备想借给曹操吊丧的机会，向曹丕致礼通好；而曹丕已经代汉称尊，全然没有理会刘备的心意。魏蜀关系经过这次交往，不再有可能通好，因而始终处于敌对状态。刘备在这种情况下兴兵伐吴，自然会有些后顾之忧，所以不敢倾巢出动，还要留下一部分兵力镇守益州和汉中，仅统率5万人马踏上东征的道路。
    面对蜀军大举来攻，孙权在外交上采取两手策略：一是主动向刘备求和，企图和平解决两国争端。《三国志·诸葛瑾传》说：
    刘备东伐吴，吴王求和，瑾与备笺曰："奄闻旗鼓来至白帝，或恐议臣以吴王侵取此州，危害关羽，怨深祸大，不宜答和，此用心于小，未留意于大者也。试为陛下论其轻重，及其大小。陛下若抑威损忿，蹔省瑾言者，计可立决，不复咨之于群也。陛下以关羽之亲何如先帝？荆州大小孰与海内？俱应仇疾，谁当先后？若审此数，易于反掌。"
    这封信当是吴国君臣求和的书面陈述，孙权另要遣使前去同刘备进行和谈。裴松之就此评论说："刘后以庸蜀为关河，荆楚为维翰，关羽扬兵沔汉，志陵上国，虽匡主定霸，功未可必，要为威声远震，有其经略。孙权潜包祸心，助魏除害，是为翦宗子勤王之师，纾曹公移都之计，拯汉之规，于兹而止。义旗所指，宜其在孙氏矣。瑾以大义责备，答之何患无辞；且备、羽相与，有若四体，股肱横亏，愤痛已深，岂此奢阔之书所能回驻哉？"[16]这番评论虽不免让人品味到评论者的正统立场，却也说明一个道理：在当时的条件下，吴国君臣要想劝止蜀军行动，是完全不可能的。然而，刘备之所以下决心兴兵伐吴，除"忿孙权之袭关羽"之外，更主要是一个"骄"字充斥脑海，总以为对付吴国还比较容易[17]，因此，得吴国君臣致书请和，自是不会答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