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亏孙权并非一味向刘备求和，还采取另一手外交策略，即频频向曹丕发出求援的信号。当蜀军进抵巫山、秭归一线时，孙权遣都尉赵咨使魏，曹丕"欲封权子登，权以登年幼，上书辞封，重遣西曹掾沈珩陈谢，并献方物"，赵咨、沈珩均以"奉使有称"，深受孙权的赞许[18]。曹丕由此对吴蜀之战保持旁观态度，而没有乘机出兵进取江南。这就使孙权能够专力迎战蜀军，在战略上避免两面受敌的被动局面，而处于以逸待劳的有利态势。
    黄武元年六月，吴大都督陆逊指挥吴军在猇亭大败蜀军，刘备被迫退据永安。吴蜀战争以吴胜蜀败而告终。这不仅是吴蜀军事力量的一次总较量，而且对两国关系造成重大影响。吴蜀关系在新的形势下出现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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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猇亭战后的形势是：孙权方面可以无忧于蜀，而必以魏为患；刘备方面再无力与吴相争，只能默认既成事实，吴蜀关系出现好转的机会，致使三分格局趋于相对稳定。
    孙权本来"外托事魏，而诚心不款"[19]，口头上虽答应遣任子入侍，却一再致书哄骗曹丕，甚至背弃自己的承诺。在西顾之忧大体解除后，孙权马上把吴魏关系加以调整，拒绝与魏盟誓和纳任子的做法，惹得曹丕大举发兵来攻。这正好迫使孙权也重新考虑对蜀关系。当时刘备据守永安，吴将徐盛、潘璋等人竞相上表请战，以为必能擒获刘备。孙权征询陆逊的意见，陆逊则"以为曹丕大合士众，外托助国讨备，内实有奸心，谨决计辄还。"[20]张勃《吴录》另载刘备与陆逊通书说：
    刘备闻魏军大出，书与逊云："贼今已在江陵，吾将复东，将军谓其能然不？"逊答曰："但恐军新破，创痍未复，始求通亲，且当自补，未暇穷兵耳。若不惟算，欲复以倾覆之余，远送以来者，无所逃命。"[21]
    这可能是猇亭战后吴蜀最初的交往，而《三国志·先主传》说"孙权闻先主住白帝，甚惧，遣使请和"，与此所记出入很大，好像是孙权因畏惧刘备而求和，实则孙权战胜之余有何惧哉？所惧者应是南来的魏军。我们从上述通函可以看出：刘备所言尚带有试探性的口气，而陆逊的答复则表露出战胜者的姿态，同时也给刘备带去"通亲"的信息。因此，黄武元年十二月，孙权特遣太中大夫郑泉赶赴永安白帝城，开始同刘备讲和，而刘备先后派太中大夫宗玮、费祎与相报答。吴蜀关系遂得以恢复。
    黄武二年四月，刘备病逝于白帝城，刚刚恢复的吴蜀关系面临着严峻的考验，特别是孙权会不会以此变卦，做出不利于两国和睦共处的决策？更成为蜀统治集团十分关心的一件大事。《三国志·邓芝传》说：
    丞相诸葛亮深虑权闻先主殂陨，恐有异计，未知所如。芝见亮曰："今主上幼弱，初在位，宜遣大使重申吴好。"亮答之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耳，今日始得之。"芝问其人为谁？亮曰："即使君也。"乃遣芝修好于权。
    孙权虽然先时曾派立信都尉冯熙使蜀，来为刘备吊丧，但至此仍未断绝同魏的往来。冯熙自蜀归国后，又受孙权之命使魏。孙权可称得上脚踏两只船，究竟倒向哪一方，还需要慎重抉择，因而在邓芝到达东吴后，并没有及时会见邓芝。邓芝只好自呈表章，声称"今来亦欲为吴，非但为蜀"[22]，才得到孙权的接见。《邓芝传》又记会谈情形说：
    权乃见之，语芝曰："孤诚愿与蜀和亲，然恐蜀主幼弱，国小势逼，为魏所乘，不自保全，以此犹豫耳。"芝对曰："吴蜀二国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诸葛亮亦一时之杰也。蜀有重险之固，吴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长，共为唇齿，进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质于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内侍，若不从命，则奉辞伐叛，蜀必顺流见可而进，如此，江南之地非复大王之有也。"权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
    通过这次会谈，孙权断绝同魏的交往，转而与蜀"连和"，并派辅义中郎将张温报聘于蜀。稍后，诸葛亮又命邓芝使吴，"重结盟好"。邓芝以出色的外交才能，赢得孙权高度的赞誉，被称道"和合二国，唯有邓芝"[23]。吴蜀关系从此实现正常化，还经受住了由南中叛乱带来的又一次考验。
    在南中叛乱期间，益州豪帅雍闿举众攻杀蜀属太守正昂，与吴交趾太守士燮联络，求欲内附。孙权命交州刺史步骘遣使宣恩抚纳，遥署雍闿为永昌太守，还不是想从蜀国领地上捞一点便宜。所以，诸葛亮为着巩固吴蜀两国的正常关系，在出兵平定南中以后，就以费祎为昭信校尉使吴。费祎圆满完成使命，并将受雍闿劫持的原益州太守张裔迎接回国，而此后"以奉使称旨，频烦至吴"[24]，为发展吴蜀关系做出重要贡献。
    大抵自费祎使吴之后，吴蜀两国开始协同伐魏。黄武七年春，诸葛亮出兵汉中，首次北伐，刘禅下诏称"吴王孙权同恤灾患，潜军合谋，掎角其后"[25]。八月，吴大都督陆逊大破魏大司马曹休于石亭。诸葛亮闻讯后，又在当年冬出兵进围陈仓，与魏大将军曹真相敌，是为第二次北伐。当然从实际情况而论，这时吴蜀两国的北伐行动没有也不可能协调一致，尚须就此进一步达成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