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东晋胜利的原因
    王仲荦在前揭文中认为，强敌压境，种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而阶级矛盾反居于次要与服从的地位，各阶级为了反抗前秦的入侵，团结一致抵抗。北府兵热爱祖国之情之真，收复失地之情之切，异乎一般的军队，因此战斗意志极坚决。这些都是东晋胜利的原因。何兹全认为，东晋胜利的首要原因，是东晋在汉人内部各阶级为了反抗落后民族的入侵团结一致下进行抵抗的。谢玄所采取的战略是快速的进攻战，这也是构成东晋军队胜利的一个因素（《魏晋南北朝史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李季平认为，东晋人民和士兵群众高昂的战斗情绪和产生的爱国主义强大物质力量，是东晋战胜苻秦的根本因素（《再论淝水之战的性质》，《东岳论丛》1982年第1期）。简修炜、刘精诚认为，东晋在这场战争中之所以能以弱胜强，不是偶然的，主要是反民族压迫的正义性质在起作用。由于东晋在战争中是正义的一方，所以能够得到各阶级层、各种势力的支持（前揭文）。张承宗等认为，战争之胜败对东晋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只有胜利才能生存，因而得到朝野上下的有力支持，又有打败敌人的物质基础和一支训练有素、士气高昂的北府精兵，再加上谢安临敌不乱，部署有方，指挥有术，终于创造了以少胜多的奇迹（《六朝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台湾学者曾祥铎在前揭文中认为，东晋获胜的原因有两条：一是东晋丞相谢安的临危不乱，是克敌致胜的一大关键；二是北府兵的勇敢善战，是克敌致胜的本钱。万绳楠在《东晋的"镇之以静"政策和淝水之战的胜利》一文中指出，东晋为什么能在江东生存下来，并取得淝水之战的大捷？就是由于王导、桓温、谢安相继执行"镇之以静"或"镇以和靖，御以长算"的方针政策，在经济上导致了"百姓乐业，谷帛殷阜"，在政治上导致了攻防力量的逐步加强（《江淮论坛》1980年第4期）。
    郑欣在《检籍、土断与淝水之战东晋获胜的经济原因》中认为，东晋在淝水大战中获得辉煌胜利，无疑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从经济方面来说，晋元帝、庾亮、庾冰、庾翼、桓温等人反复执行的以检籍、土断为中心的经济政策，是东晋在淝水之战中能够获胜的远因。第一、晋元帝、庾、桓等人执行的检籍、土断、以流民奴客为兵、改革田租制度等政策，虽然由于他们所处的客观环境不同，因而效果也不尽相同，但大体说来这些政策对加强东晋的军事力量都起了积极作用。谢安在淝水之战时期推行的检籍、以流民奴客为兵的措施，明显继承了前人的作法。在田租征收上，谢安没有继续实行庾亮的度田税米的激进作法，也没有立即恢复过去的按丁税米制度，而是采取了按口税米的折中作法，从而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军粮的供应。这说明谢安在淝水之战时期执行的经济政策，是充分总结了前人的经验教训才制定出来的。第二、户籍是封建国家赖以维护统治秩序和征调赋役的工具，东晋政权通过多次检籍、土断，使户籍制度越来越精确，控制的人口越来越多。东晋继承了魏晋以来的世兵制度，兵户要世代当兵，西晋时江南军队甚少，兵户也不多。东晋的多次以流民、奴客为兵，促使士兵增多，也促使兵户增多。这样，淝水之战时期东晋就能征调较多的人力物力来进行战争。第三、庾亮、庾冰、庾翼经过多年努力造就了一支可观的军事力量，后来这支军事力量被桓温继承。桓温经过庚戌土断，又增强了这支军力。淝水之战时期，这个十多万人的庞大军团由桓冲率领负责长江中、上游防务，它在淝水之战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是不容忽视的（《谢太傅安石纪念论文集》，世界谢氏宗亲总会编辑）。
    3、前秦失败东晋胜利的结局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
    黄烈在《关于前秦政权的民族性质及其对东晋的战争性质问题》中认为，淝水之战晋胜秦败并不是历史的必然，而是由于前秦在政治和军事上的一系列错误造成的。赵文润在前揭文中强调胜负的偶然性，认为如果忽视偶然性，就会陷入僵化的历史注定论，历史并没有注定东晋必胜，前秦必败。苻坚在战略部署和战术指挥上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才使伐晋失败，这完全是一些偶然的因素造成的。
    蒋福亚在前揭文中指出：从北方形势的分析可以看到，只要苻坚不改变策略，依然穷兵黩武，失败是必然的。至于何时何地失败，则带有偶然性，决不能根据这种偶然性来否定苻坚失败的必然性。韩国磐在前揭文中进而提出：战时误断固然是失败的因素，而进攻东晋的决策本身，尤为根本的错误，势必招致失败。周伟洲在前揭文中认为，淝水之战苻秦的失败带有偶然因素，然而总的说来又是在必然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