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主奴意识的泛化
    庶民百姓、部曲奴婢是否有主子意识？皇帝老子是否有奴才意识？答案是：一般说来，在中国古代社会，主奴综合意识寄寓在每一个成年社会个体的灵魂深处，上至帝王，下至奴婢，概莫能外。
    在中国古代社会，几乎一切社会个体都会历时性或共时性兼备主奴双重角色。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其一，金字塔式的社会政治等级结构注定除位于塔尖的帝王和塔底的奴婢、贱民以外，绝大多数人处于中间阶层，他们往往身兼上与下、尊与卑、主与奴双重角色。这一事实显而易见，故不拟赘述。
    其二，角色转换注定大多数社会个体，包括帝王与奴婢在内，都可能历时性地兼备主奴两角色。
    “多年大道熬成河，多年媳妇熬成婆。”生命历程和社会经历总会使许多人发生角色转换，或化主为奴，或化奴为主。中国古代等级制度的多元性和成员的流动性更使角色转换，特别是政治角色的转换成为一种很常见的现象。在家庭中，子孙变成父祖、媳妇熬成婆婆、卑幼跻身尊长、偏妾扶为正室等；在社会中，徒弟熬成师傅、佃户变成东家等；在政治上，庶民变成官僚、僚属升迁官长、大官贬为小官、权贵沦为刑徒等，这些都属正常的转化或常见的现象。俗语说“十年财东轮流坐”，“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皇帝轮流坐，何时到我家？”总之，“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除夭折者外，一生不发生角色转变的几乎找不到。
    其三，角色丛使社会中的很多人同时兼备主奴两种角色。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一会儿遵行主子规范，一会儿恪守奴才规范，两种角色与意识共时性兼备于一身。角色丛，是指一个个体同时所承担的角色的总和。在实际生活中，大多数个体都是各种社会身份复合于一体，兼具主奴。如既是父，又是子，既是上，又是下。
    还有这样一种情况：某些个体身为奴才却得以行主子之威。如许多权势者的“豪奴”倚仗主子的权势欺压良善，甚至在某些官员面前也趾高气扬，专横跋扈。这种现象表明：亦主亦奴人格的形成是整个社会环境培育的结果。学习做奴才，也就习得了如何像主子一样行事；反之亦然。因此在相当频繁的角色转换中，大部分人相当顺畅自然，亦不需要修习新角色的规范，其原因就在于此。当然两种角色兼备具有强化主奴综合意识的作用，因为这会使人们对两种角色与规范都有切身的体验。
    上述几种情况综合在起，必然使亦主亦奴具有普遍意义。
    或问：帝王有主奴综合意识吗？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从历史材料看，除少数夭亡的童稚皇帝外，所有的帝王都有奴才意识，其来源大体有三个途经：一是角色转换与角色丛，二是文化体系对帝王的特殊要求，三是权力法则对帝王的支配作用。
    首先，一切帝王都经历过由臣而君的过程，他们曾经为子为臣并遵守忠孝规范。开国之君都有长期为臣为民的经历。世及之君也要经历为子为臣的阶段。他们与先皇是父子、君臣双重关系。储君的启蒙教育是学习臣子规范，所谓“知为臣，然后可以为君；知为子，然后可以为父也”（注：《抱朴子·崇教》。）。父皇对他们的教诲是：“为臣贵于尽忠，亏之者有罚；为子在于行孝，违之者必诛。”（注：《旧唐书·李泰传》。）许多嗣君在即位前所蒙受的苦难和屈辱并不比普通臣民少。
    其次，传统思想文化专门为帝王设置了一套特殊的臣子规范，主要有三条：其一曰事天如君，其二曰天子之孝，其三曰以师臣为父。在观念上，天帝至上，主宰一切。君为天子，必须父天母地，对天俯首称臣。天子不仅要孝敬天地、祖宗、父母，而且要“父事三老，兄事五更”，（注：《汉书·礼乐志》。）如此才能感天动地，垂范臣民，“以孝治天下”。帝王还要尊崇师臣，“事师之犹事父”。（注：《吕氏春秋·劝学》。）在现实中，许多帝王未必认真遵守这些规范，然而这些规范写入君道，又获得公众赞同，它们对帝王的人格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再次，权力法则常常迫使一些帝王面对强权而卑躬屈膝，身心形同臣仆。如汉代一批傀儡皇帝受制于母后、外戚、权臣。他们在称尊享御时，更像一个摆设，在受制于人时，无异于臣仆。许多大权在握的皇帝也有类似的境遇。唐文宗哀叹受制于家奴，后晋高祖愿为儿皇帝，宋高宗甘为大金之臣，都是典型事例。这类帝王的政治意识中不可能只有惟我独尊，而无卑微心态。
    上述事实表明，帝王也有主奴综合意识。至尊尚且有奴性，等而下之者还能例外吗？
    在任何一种社会形态中，一种广泛适用的规范必然被视为理所当然，一种普遍具备的人格必然被理想化。这种规范和人格又必将被抽象为一般法则和最高典范。在中国古代，最能体现文化的一般性的是“圣人”。圣人能够超然于社会的、文化的、人格的亦主亦奴的罗网之外吗？当然不可能。
    四、圣人：理想化的亦主亦奴人格
    何谓圣人？诸子异说，而异中有同：圣人人格是理想人格，这种人格具有原生性、自然性、完善性、彻底性。
    儒家所说的圣人大体有二大类：一类是历史上的人格典范，如周文王和孔子。另一类是文化体系的人格理想。人格理想是人格典范的抽象，人格典范是人格理想的范例。现实中的“圣人”与文化化的“圣人”是一种互证关系，有时很难将其分开。圣人无论被描述得如何神妙，毕竟植根于那个时代、那个社会，并凝集着生活于那个社会结构和文化环境的群体的理想。作为尽人皆奴社会结构所需要的人格典范，中国古代主流文化体系，特别是儒家文化体系中的圣人，正是亦主亦奴社会人格的最高抽象。
    被儒家奉为圣人的历史人物依据其政治身份可分为圣王与圣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