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与保甲、社学、社仓打成一片，建构以乡约为中心的乡治体系
    伴随着官办乡约局面的兴盛，嘉靖以后，明代乡约发展的一个主要趋向，就是乡约与保甲、社仓、社学关系的日益密切，四者由各自举行，互不关连，进而相辅而行，互有侧重，再为完全打成一片，形成以乡约为中心的乡治体系。
    乡约与保甲、社学、社仓的关系可谓源远而流长。保甲法创始于宋熙宁间之王安石变法，而溯其源又在程灏之保伍法[20]，其法与吕氏乡约多有融通之处，以至有人误以保伍法为乡约之肇始者[21]。社学与乡约的关连，在朱熹的《增损吕氏乡约》中便已露端倪，只不过社学一词在元朝以后才出现，当时称乡校[22]。社仓出现的时间虽至迟不晚于隋，然则其与乡约发生关系，似乎仍是明中叶以后之事。乡约、保甲、社学、社仓是明代乡治中的四大要素，明代乡约与保甲、社学、社仓关系的演变实肇于王守仁的南赣乡约。
    在王守仁的乡治思想中，保甲、社学、乡约是三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且是分三个步骤独立举行的。王守仁首先推行的是十家牌法（即保甲法），先后颁布有《十家牌法告谕父老子弟》、《案行各分巡道督编十家牌法》、《申行有司十家牌法》、《申谕十家牌法》、《申谕牌增立保长》，此法编十里为一牌，开列各户籍贯、姓名、年貌、行业，每日沿门按牌审察，遇面生可疑之人，即报官究理，若有隐慝，十家连坐[23]，这是针对南赣治安状况差坏而采取的相应措施，以故明人多以为敷教同风莫善于乡约，禁奸止乱莫善于保甲。社学在明初已出现，明太祖曾诏令各地延师以教民间子弟，然而延及正德时"其法久寝，浸不举行"，诏令徒为具文。王守仁治南赣，遂严令各县父老子弟互相戒免，延师教子，并不时下乡巡察、纳入官吏考成，促成"朝夕歌声达于委巷，雍雍然渐成礼让之俗"[24]。
    在南赣乡约初颁的条规中，乡约与保甲、社学是各自独立、各有职司的，乡约就是乡约，保甲就是保甲，不过乡约与保甲在实际推行过程中相辅而行之事也已发韧，在《南赣乡约》颁行的次年，王守仁就将约长的资格作了修订，原定"同约中推年高有德为众所推服者一人为约长"，代以"各自会推家道殷实、行止端庄一人充为约长"，道德标准被弱化，经济实力更受注重，并且要求"将各人户编定排甲，自相巡警保护，各勉忠义，共图国难，敢有违抗生事，警扰地方者，就便弩解赴官，治以军法"，执行本属保甲的部分职责。
    率先将乡约与保甲、社学、社仓打成一片，提倡而行之的是黄佐的《泰泉乡礼》，其说首举乡礼纲领，以立教、明伦、敬身为主，次则冠婚以下四礼，皆略为条教，第取其今世可行而又不倍戾于古者，再次举五事，曰乡约、乡校、社仓、乡社、保甲，"皆深寓端本厚俗之意"[25]。概而言之，黄氏的治乡方略有以下特点，其一，是以乡约为侧重，乡约与社学、社仓、乡社、保甲综而行之，约正参与社学、社仓、乡社、保甲的一切重大活动，教读、保长若无合适人选，由约正兼之，成为乡村教化、行政最高首脑。乡约之众即编为保甲之民，教读、约正申明乡约于乡校，违约者罚于社，入谷于仓。其二，明确规定乡约的自治性质，"约正、约副则乡人自推聪明诚信为众所服者为之，有司不与。凡行乡约，立社仓，祭乡社，编保甲，有司毋得差人点查、稽考，以致纷扰。约正、约副姓名亦勿遽闻于有司"[26]。其三，官府与乡约的关系在于官倡民办，有司与同僚各以四事自勉--律己以廉、抚民以仁、存心以公、莅事以勤，而为民去其十害：断狱不公、听讼不审、淹延囚系、惨酷用刑、泛滥提解、招引告讦、重垒催科、科罚取财、纵吏下乡、低价买物。逢月朔，教读率约正约副之贤者，以次往见有司，有司赐见坐谈，言可用者予以褒奖。
    黄佐《泰朱乡礼》之后，继续倡行将乡约与保甲、社学、社仓打成一片的，是章璜的《图书编》。不过在章氏的治乡方略中，乡约不作为中心，而是与保甲、社学、社仓完全平行的，并且乡社不另独立开来。对于乡约与保甲、社仓、社学的关系，他指出"四者之法，实相须也"、"保甲即定，即此举行乡约"，而后兴社仓、社学。"约正或系乡宦、或有德年高，有事不必赴官，保正代之"。又指出"保甲之法，人知足以弭盗贼也，而不知比闾族党之籍定，民则自不敢以为非。乡约之法，人知其足以息讼也，而不知孝顺忠敬之教行，则民自相率以为善，由是社仓兴焉，其所以厚民生者为益周，由是社学兴焉，其所以正民德者为有素"[27]。
    以乡治的核心--乡约、保甲兼行而加提倡的，在嘉万以后尤为多见。其理论较备者如吕坤的《实政录》和刘宗周的《乡保事宜》。
    《实政录》为吕坤门人赵文炳集其从政要端而成，所论治术颇多具体扼要，吕坤乡约方案的特点在于合保甲乡约为一条鞭，将乡甲约完全纳入官治系统。主张官倡官办，吕坤指出"守令之政，自以乡约保甲为先"，"乡约保甲原非两事，本院捧读高皇帝《教民榜文》，及近日应行事列，谓乡约所约者此民，保甲所保者亦此民，但约主劝善，以化导为先，保主惩恶，以究诘为重，议将乡约保甲总一条鞭"，约长与保长，一身而二任，十甲甲长，依然不动，只多添了一个甲正副，约史、约赞、约警、知约俱由保甲公职者充任，期以"良民分理天下，有司总理于上"乡约与保甲合二为一，"提绵挈领，政教易行"[28]。
    刘宗周也是主张乡约与保甲合一的，只是在以何者为中心的问题上，前后又有一个变化。崇祯二年，清军骚扰京畿，时宗周为应天府尹，为保境安民，遂发表《保民训要》，这是一个将乡约与保甲相结合的方案，以保甲之籍、保甲之政、保甲之教、保甲之礼、保甲之养、保甲之禁、保甲之备相倡。其保甲之政、保甲之教、保甲之礼，内容近似于乡约，保甲之养则涉及社仓，整个乡治方案的中心是保甲，次以乡约社仓相辅，是寓乡约、社仓于保甲之中。崇祯十五年，刘宗周升任都察院左都御史，职司风宪纲纪，又作《乡保事宜》，寓保甲于乡约之中，以乡约为中心，推行教化施治。是书分约典、约戒、约礼、约制、约法、约备六部分，其约典、约戒分别开列圣训六言和吕氏四条；约礼仿于洪武间乡饮之制；约制举彰善、纠恶条例；约备指出约众要有器械和粮贮，要守望、巡逻，此亦保甲和社仓份内之事，而对于社学虽未完全不提，但已列于从属地位。
    真正从体制上理顺了乡约与保甲、社仓、社学关系的，是陆世仪的《治乡三约》。陆世仪生当明清易代之变，在朱明崩溃的前夜，他对乡约与保甲、社仓、社学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论述，指出"乡约为纲而虚，社仓保甲社学为目而实"，乡约"约一乡之众，而相与共趋于社学，共趋于保甲，共趋于社仓也"，因而他的乡治三约，也就是一纲（乡约）三目（社学、保甲、社仓）的乡治体系，"乡正之职，掌治乡之三约，一曰教约，以训乡民；一曰恤约，以惠乡民；一曰保约，以卫乡民"，"凡乡之教事责教长，恤事责恤长，保事责保长"，若"长非其人，责约正"[29]。其乡约之法，纲举目张，职责分明，尽得乡治阃奥。唯以朝代更替，陆氏终未能将其法付诸实践，但束之高阁，而无以求得实践之检验。
    综上所述，自王守仁、黄佐、章璜至吕坤、刘宗周、陆世仪，乡约与保甲、社仓、社学的关系，由自成体系，不相为谋；而四者并重，打成一片；而以乡约、保甲为中心，以社仓、社学相辅；而以乡约为纲，以社仓、保甲、社学为目，纲举目张。尽管这种关系大多存于官倡、官督的乡约之中，有些还只是停留在文字上，尽管各地官办乡约的形式也不是整齐划一的，但它反映了明代乡治理论的日趋完善和乡约体制的日臻成熟，通过不断的实践和探索，乡约在乡治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组织管理也日益完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