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推动宗约、士约、乡兵约、会约的兴盛与发展
    伴随着乡约活动的兴盛，宗约、士约、会约、乡兵约等依一定的身份和目的而结成的民众自治组织也趋于活跃，它不同程度地受着乡约发展的影响，有的又反过来影响着乡约的发展，使明代中后期的乡村、城坊、仕林中出现了社、会、约兴盛的格局。
    （一）宗约乡约与宗约是两个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的历史范畴和组织。作为一定的民众共同恪守的规条，宗约是与宗族祠堂管理相配套，规定和说明族人与宗族、家庭与政府的关系，以及宗族的职责和对族人的权力，处理与族人事物的原则等等，是宗法血缘制度的产物，与乡约的条规不尽相似。而作为一定的民众自治组织，乡约约于一乡之众，宗约只约于一族之人。乡约与血缘虽不无关连，民众们多是聚族而居，但强调的地缘，是一族以上的几个族人的结合体。宗约注重的则是血缘，讲究血缘亲情。乡约与宗约在一定的时候又可以互相转化，或由宗约的示范推而广之为一乡之约，或由乡约受阻退而行于一宗之内，再或是乡约与宗约并倡，举乡约不忘宗约，举宗约时恪于乡约。有些乡约本身也就是宗约。
    乡约自问世伊始，就与宗约有着不解之缘，明中叶以后，随着乡约的兴盛和民修祠堂的驰禁，宗约也随之兴盛。清人陈弘谋在为明《王孟箕讲宗约会规》所加的按语中指出"按一乡之内，异姓错处，尚且有约，交相规劝，况于同宗，以其尊长，约束子弟，临以宗族，训诫后裔，较之异性，事情更亲，观感尤易，则合爱同敬，谨身寡过，均不外于宗祠焉得之"[30]。万历初年，丹阳知县甘士价倡乡约，乡绅姜宝即请"兼行保甲法及予宗自为约，不令他姓人得参与，有所妨"，甘士价特许举行，据姜宝自称，举行不久便见成效，及甘士价丁忧去职，其邻里他约皆停寝，姜氏又请于府台，提出改乡约为宗约，以宗约行，同时指出，"由予一家遍推于家家，由一时行之于时时将见，化行俗美，盗息民安，于讼不严而渐少，逋免不严而易完，无论民间受益，即官长不烦心力，可卧而待治矣"[31]。此宗约所行，俱乡约之职，宗约者，一姓之乡约也。
    不过，一般的宗约大都是在组织形式上仿于乡约，在具体条规中又体现出宗族性的色彩。笔者所见《王孟箕讲宗约会规》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此讲宗约会规，乃王孟箕居乡时所定，共七款，包括期会款式、讲约规条、周咨族众、讥察正供、平情息讼、矜恤孤苦、禁戢闲谈。约定每月两会，或朔望，或初二、十六，会所摆列书案、坐席，东西相向，族人照班辈、序次分坐，案上各置所讲之书，另设讲读之席于前，择声音响亮或新进秀才二人为约讲、约读，又设约警一人，手持云板，维持秩序。有些宗族还将遵行乡约列入宗规之中，如笔者另见《王士晋宗规》凡十六条，第一条便是乡约当遵，称圣训六言包尽了做人的道理，无论圣愚，皆晓得此文义，只是不肯着实遵行，"今于宗祠内，仿乡约仪节，每朔日，族长督率子弟，齐赴听讲，各宜恭敬体忍，共成美俗"[32]。
    一些在官倡行、督行乡约者，致仕还乡退居林下之后，也多有倡行宗约之举，万历二十五年，吕坤致仕还乡，亲作宗约以备其法，使宗人修祀事、讲宗法、睦族情，又作宗约歌八十五首，用"极浅、极明、极俚、极俗"之文字，"但令人耳悦心，欢然警悟"，宗约内仿乡约也设有彰善纠恶之册，只是名称做了些改动，纪善的叫做鹄史，纪恶的称做颚史。崇祯七年，刘宗周在家乡居，作《乡约小相篇》，请行于邑中，既不获知县采用，便作《刘氏宗约》行于族内。约设宗长一人，总一宗之教，约九族之人，又设宗翼两人辅弼宗长，宗干一人司钱谷出纳，宗纠一人，纠绳纲纪。约内还置有彰善纠恶簿，月朔行告庙之会，演讲圣训、祖训。据称，"服习既久，风尚一变，二十余年，通族莫有讼公庭者"，其殁后，族人"犹遵行教不衰"[33]。
    （二）士约乡约者，约于民众，而士约只约于诸生。虽乡约之民众也包括有诸生，诸生则为民众中一特殊群体。明代的士约，多起于讲学会和文人结社，而组织管理形式又程度不同地受到了乡约的影响。
    士，作为生员衣冠之族，其言行关乎世风尤重，"士肯好修，同学见其人而爱慕，居乡熏其德而善良。官于内则为朝著仪形，官于外则为缙绅师表"[34]，故此无论是民办，还是官督民办、官倡官办之乡约，士都是核心力量，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随着世风日下，作为缙绅之表、乡里风范的士，其道德沧丧、不学无术、不问世事之举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于是，一些以振刷世风、挽明于即倾的士大夫们便又倡行起士约来，"顾人心之良不触则不发，良心之发，不聚则不凝，一番拈动，一番觉悟，一番聚会，一番警惕"，故"爰为会规数条，与诸友共守之"[35]。
    据王徵《士约》称，"兹欲以三物之教望今日，诚恐骇人心目。吾姑为其卑近者。所愿该学于诸生相近所在，不拘多寡，各立会约"[36]。每约给以进德、修业印信两簿，选年长公直者为约正以主察举，选通敏博洽者为约率负责倡导。进德之先要纠十二过，士有免此十二过者，即纪之进德簿中。修业则先讲十二政，若能讲明此十二政，则录之修进簿中。
    在江西吉安，仅乡人邹元标为之作序颂扬的就有"青原盟"，"龙泉文明会"，"仁里斯文会"等士约，据邹元标称"一日，九邑有青原盟，诸长曰；龙泉学者，少宜以人代，诸友闻而奋曰；此吾乡辈继往开来，衣钵非人有任，吾觉自任之，于是醵金为费……诸君归而举文明会章，章有纪，邹子为之约"[37]。这些士约不但有组织、规章、簿籍，而且不定期聚会，互通生息，相互砥砺，与乡约并行不悖。
    当然，明代的乡约与士约间虽有不少相近、或融通之处，但二者的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不仅在于士约强调身份，非诸生不得与，非从科第明经及奉褒崇者不得与，"类聚严而祀典明备"。而且乡约影响和作用主要是在地方，士约在聚文讲习、格物明德之余，则不少都议论时政，裁量人物，与政治关系极为密切，因而明中叶以后，朝廷对士大夫倡行乡约是支持的，而对他们聚会讲学、结社会文则是持谨慎甚至反对的态度。
    （三）乡兵约乡兵约，是乡约的一种，前文所述的专门抵御倭寇、鞑靼、"盗贼"的乡约，性质即多类此，它源于历史上的结寨自保武装，也是近代团练的雏形。不过，明确提出乡兵约这个概念的，似是明末泾阳人王徵。崇祯二年正月，王徵著成《乡兵约》，号召"凡我同乡地方居民人等，听我誓约，目下岁饥盗起，人心易至忙乱，却不商量一个拿盗贼保护身家性命的好方法，只要听信小人故意摇惑宣传的虚声，先自家慌作一团，把些妇女、衣物、粮食、头畜乱行迁移躲避……今誓约陈说款项，大家照款同心协力，鼓起锐气，实实的整顿备办操练一番。一遇贼来，大家都要仍前齐心奋勇杀贼，以为诸乡之助"[38]。按照王徵的设想，乡兵约分为约束、训练、劝富、谕贫四个部分，凡乡村约在五七里之内，可以联络为一社者，大家立誓同心，自相约束，每村各自择立一总，其兵至五百，立大总保一人，战阵勇敢者予以重赏，无功或脱逃者记册受辱。故此可知，乡兵约与历史上的一般的结寨自保组织形式又不尽相同。
    （四）会约明代的会约，形式、种类很多，不仅前文所述由讲学会、文人结社而建立的士约，属于会约的范畴，而且一些其他的民间结会、善会、游戏怡老之会等，不仅多有自己的会约，而且不同程度地受乡约影响的也不为少见。
    尽管明代的会约是五花八门，各有旨趣，其要却都在约束内部成员，使组织更具凝聚力，并且，追随乡约遗规，强调内部团结，互相规劝，互相帮助，去做记恶赏罚工作的屡屡可见。例如，桃堌居民为里社之会，以做老实人相砥砺，称老实会约，其宗旨在于"夫存心老实则心有余闲，持身老实则身有余乐，治家老实则家有余财，处人老实则人有余爱，于事老实则事有余稔，是故五谷必老实而后可食，材才必老实而后可用。是会也崇真尚朴，务质守廉，以此而居乡则情厚，以此奉祀则鬼神享"[39]。是知其意也在化导乡俗，讲究礼俗相交，德业相劝。又如倪元璐创设"一命浮图会"，正值明末米价昂贵、天灾未已之时，乡村农民嗷嗷待哺，饿孚于道，鼓励人们布施赈济，每人"认救一命"，以"为此功德，胜于浮图"相诱[40]，这又是借释教佛图之说，行儒家赈济、互助之实，弥补社仓之不足，患难相恤也。再如市井负贩之人孙节等结成的"孝和会"，其目的也是为了发扬一种互助精神，解决"老亲之后事"，此后"惟老亲之后事忧，相与会钱以待其费，计一岁所积若何。亲先终者，先给，不足，则尽数给，彼此无论也。且一家丧，一会为衰奔走，当孝子半"[41]，又在礼俗相交、患难相恤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