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实行则事理民安，虚行则事繁民忧
    对于明代乡约的推行，时人是毁誉参半，褒贬不一。褒之者，称"此二帝三王之遗制，虽圣人复起，执众齐物，舍是无术矣"，"乡甲之行，有十利而无一害"，可谓推崇备至。贬之者又"以为愚阔，腐儒行之，多增烦扰"。
    其实，事物的发展总是相对的，一法立，则一弊生，一物生则一弊存，问题的关键，在于此法此物是否顺应了历史的发展，符合社会的需要。人类社会的发展本身，就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是一个不断地兴利除弊的过程。明代乡约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固然有不少流弊，但其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同样也是不可磨灭的事实。客观地评价应该是一分为二。综合明代各地所举行的各类乡约，大体上在以下几个方面产生过一些积极作用。
    首先就是美俗息讼、安民弭盗，这是乡约的宗旨，也是明代乡约能兴盛一时的主要原因之所在。如仇氏兄弟举乡于雄山，约众"户崇礼让，人识廉耻，风俗为之大变"，"讼因以息，渐且乡无盗贼僧道之迹，户绝奸慝淫乐之事"。吕坤倡乡约于解州，"天下望而效之，盖有身不恨逮者"，几及二年，解州"讼争既鲜，盗亦颇戢，耆寿修行，小子有造"。在河东运城，举约之前"民故健讼"，而"今日相观而善，耻讼改行"，程文德举乡约于安福，"礼耆彦而任之，盗息讼简，我安福怀之不能谖"。其次是弥补官治之不足。乡约以非官方的面目出现，即使是官办乡约，也是民众自我管理，乡规民约，人人签字画押，同声起誓，不仅从感情上、心理上易于为民众所接受，而且使乡里纠纷、公益事业能够较为及时、公正地得以处理，运用乡党的舆论，使乡评重于斧铖，达到教化施治的目的，不失为一种具有一定成效的乡治方法。在"大小有司，束手无策，皆谓张望不可理"的南赣，自王守仁"立明约，遂为治境……江右之民为立生祠，岁时祝祭，民心不忘也可见矣"。此外，对于组织民众抗击外来暴力相侵保卫家园，弘扬和造就保耕护林、邻里相助等良好的社会风尚，都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同样，明代乡约在发展过程中所暴露出的一些弊端，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乡约提倡的民众自治，在君主专制社会里是一个了不起的思想，有人称之为民治的胚胎，但是真正的或完整意义上自治，在君主专制社会里是不被允许，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因而明代乡约所倡行的自治实际上又是一种被扭曲的自治，或可称之为有限自治。随着官府对乡约介入的愈来愈深，乡约的民众自治色彩也日益淡化。作为乡甲约的积极倡导者，吕坤就曾明确指出，"得千良民，不如得一贤守牧"，"守令之政，自以乡约保甲为先"，选四乡公正"各给帖文印子，以便行事，先给与耆老衣冠，如果正直无私，督约有功者三年给予冠带"，因而这种以"良民分理于下，有司总理于上"的乡甲约，不惟已成为官治的工具，并趋向成为官治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明代各地的乡约中，民众自倡自办的毕竟是少数，更多的还是官倡民办、官督民办乃至官倡官办，而后者举行与否，便完全听命州县之长，凭其好恶，于是"有司往往以为应上之具，或行之而法不备，或备矣而时不久"，甚至"卒格不行"。一些乡约为恶棍或豪强所控制，藉以横行乡里，鱼肉百姓。在吕坤倡导乡甲约之时，他面对的是山西一些乡约的正副讲史"俱是光棍，地方任其举报，善良而谨畏者，避迹沙潜藏，浮夸而纵恣者，投足争进"。此等乡约焉能不病民扰民？还有一些乡约徒具形式，敷衍塞责，而实效靡征，"所谓百家情愿保结，不过手本开名，该房造册而已"，其武断乡曲，势横州里之人，乡约不敢不保者，"间一有之"，或乡中有善便肯纪录，至于行凶赌博，惯刁巨滑，一乡畏惧者，无人敢举，"使大恶纵横，而纪小恶以塞责，何贵于行乡约哉"，交河县"第乡约虽行，不闻有惩一人旌一人者"，泗州"所谓约长者，因缘为奸，浸失初意，即有按行故事者，亦不过徒咨口耳，以饰观听"，如是而欲化民成俗难矣！至于视乡约为"用贱以治贱耳"，使执"勾稽之役"，而使约众沦为力役也在在有之。陆世仪就有这样的遭遇，他是乡约的积极倡导者，本希望约正的选用，定要"誓于神，诏于众，隆其礼貌，优其廪给，委之心膂而用之"，然而他家乡实际推行的做法，则使他有切肤的畏惧，想方设法地要逃避充任约正之职，如此乡约，又能对其作何指望呢？此外，乡约聚会时的繁文缛节、陈规套式，易于使约众生厌；与会之资对贫寒之家不失为一种新的负担而难以承受。
    总而言之，明代乡约的推行，可谓利弊共存，就乡约本身所具有的潜质而言，积极向上的一面应是主流，其主张修身齐家，和睦邻里，共赴公益，共御外侮，无论如何都是值得肯定的。时人吕坤尝云，乡约之法"但实行则事理民安，虚行则事繁民扰，不行则事废民恣"，又云"有司视为常套，谈者反唇。闾巷苦其骚烦，闻之疾首，非法之不良，民之难令，则行法者为法之疾也"[42]，此言不无一定的道理，也正因如此，不惟清代乡约依然盛行，进入近代以后，倡行乡约的仍不乏其人，梁漱溟先生理想中的乡村社会组织，乡村下级机构，便是中国古代的乡约制度。乡约之法还传入了朝鲜，可见还是有相当的影响力和生命力。当然，在明朝这样一个君主专制、吏治腐败、村社动荡的社会里，将乡约的成败，完全寄于对贤守善令的期盼，或早或迟都势必是要落空的，官办乡约如此，受制于官的民办乡约同样也是如此，故此明代乡约实际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种种流弊也是不可避免的，这既是百姓之不幸，也是乡约之不幸。
    乡约的倡行，是中国历史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它滥觞于程朱理学倡明的宋代，大张于阳明心学昌盛的明中后期，与理学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明代乡约的发展是朱明统治者为维护自己的统治，利用地方乡坤与宗族的势力，加强对地方上的控制，巩固政权基础的重要内容，这也是以从自治标榜的明代乡约能够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原因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