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腹里"，包括二十九路、州，其税额分别是：大都路，8242锭9两7钱；上都留守司，1934锭5两；兴和路，770锭17两1钱；永平路，2272锭4两5钱；保定路，6507锭23两5钱；真定路，17408锭3两9钱；顺德路，2507锭9两9钱；广平路，5307锭20两2钱；彰德路，4805锭42两8钱；大名路，10795锭8两5钱；怀庆路，4949锭2两；卫辉路，3663锭7两；河间路，10466锭47两2钱；东平路，7141锭48两4钱；东昌路，4879锭32两；济宁路12403锭4两1钱；曹州，6017锭46两3钱；濮州，2671锭7钱；高唐州，4259锭6两；泰安州，2013锭25两4钱；冠州，738锭19两7钱；宁海州，944锭3钱；德州，2919锭42两8钱；益都路，9477锭15两；济南路，12752锭36两6钱；般阳路，3486锭9两；大同路，8438锭19两1钱；冀宁路，10714锭34两6钱；晋宁路，21359锭40两2钱。[22]
    文宗天历二年（1329），全国财政收入中"钞九百二十九万七千八百锭"[23]，可知商税在全国钱钞收入中约占10%左右。在征收货币的各项税赋中，盐课占首位，其次便是商税，其重要性由此可见。
    从上述分区数额可以看出，江浙、腹里、河南和大都的商税收入在10万锭以上，而甘肃、四川在2万锭以下，辽阳、岭北更在万锭以下，前者是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后四省则是比较落后的地区，尤以辽阳、岭北为甚。元代的腹里，包括今天的河北、山西、山东和内蒙的一部分，各路、州直辖于中书省，从上列数字来看，腹里各路、州是很不平衡的，商税收入在万锭以上的有真定路、大名路、河间路、济宁路、济南路、冀宁路、晋宁路，尤以晋宁（路治今山西临汾）、真定（路治今河北正定）为各路之冠。
    《元史·食货志·商税》说："逮至天历之际，天下总入之数，视至元七年所定之额，盖不啻百倍云。"按以上统计，实为10倍左右，"百倍"之说是夸大的。但至元七年只是北方的商税数额，和天历年间数额相比，不甚合适。至元二十六年桑哥确定的商税45万锭，与天历年间的商税数相比较，则可知四十年间商税增长了1倍多。如果考虑到元代中期物价飞涨、纸币贬值的因素，那末，商税实际上并无多大提高，甚至可能是负增长的。
    二
    宋朝制度，有过税，有住税。"行者赍货，谓之过税，每千钱算二十；居者市鬻，谓之住税，每千钱算三十。大约如此，然无定制，其名物各从地宜而不一焉。"[24]所谓过税，指商人贩运货物过程中沿途关卡所收之税；所谓住税，即货物在市场交易后应纳之税。金朝亦有商税。大定二年（1162），"罢诸路关税，止令讥察"[25]。关税即过税。据此，可以认为，金朝原来有过税，有住税，大定二年以后，只有住税，不再征关税（过税）。
    元代官方文献中，没有关于住税、过税的明确记载。明初编纂《元史》，其《食货志·商税》部分，对这个重要问题也不曾涉及。蒙古国蒙哥汗时期，刘秉忠上书时为藩王的忽必烈，谈论"治乱之道"，其中说："关市津梁正税十五分取一，宜从旧制，禁横取，减税法，以利百姓。"[26]"关市津梁"之税无疑是过税，据此则蒙古国时期有高达十五分取一的过税。但到元朝时期，情况有所不同。元人黄溍说："征商之制，有住税而无过税。"[27]黄溍是元代中期著名学者，曾出任地方官、学官，政事历练，熟悉掌故，所说必然有据。事实上，入元以后，有关诏令、文书，反复强调商税三十取一之法，实际上讲的就是住税，可见在政府心目中，商税只有住税一种。黄溍在上述文字后面接着说："公（郴州路总管王都中--引者）命务官取之必法，而行旅皆欲出其途。"务官指税务官，"必法"者严格照规定办事，不征过税，所以商旅都愿从郴州经过。当然，由此也可看出不按规定办事私征过税的现象是存在的。其他一些记载也可为此证。至元四年，临汾县在城务捉获二批外地商人，扣下他们的货物，要以漏税处治。中央管理财赋的机构制国用使司审核认为："今据樊城等七人般驼布疋，经由汾河岸东，欲往山东，彼中不曾货卖，岂有在城务提拿漏税之理。"便命令将货物发还本人。[28]外地商人只是经过，不曾在本地发卖，就不能作"漏税"对待。另一条记载是，"至元中，有司尝征商于野，民甚病焉。处士（马之纯--引者）持牒愬行中书，以为与民争利，非盛世事。卒覆按除之。"[29]"征商于野"显然是指征过税而言。马之纯是新定（今浙江建德）人，"征商于野"就是向商人征收过税。马之纯以平民身分敢于向行中书省提出意见，而行中书省竟然也因此除免，显然是因为政府并没有征收过税的规定，"征商于野"只是地方政府的行为。
    商税分为过税、住税，由来已久，唐、宋时均曾推行。[30]元时取消过税，只保留住税，这是古代税制的一个重要变化，很可能是沿袭金代中期以后制度的结果。不收过税，无疑有助于商品流通，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当然，由于官吏的贪污腐化，这条规定并未得到很好的执行，作用是有限的。到了明代，"行赍居鬻，所过所止各有税。"又恢复了唐、宋的制度。[31]
    商税实际上是一种交易税，凡是进入市场交易的，都要纳商税。粗略加以归纳，有以下几类：一是农产品，有粮食、蔬菜、牲畜等。一是手工业产品，有纺织品、日常生活用具、生产工具等。一是固定资产，如房屋、土地等。一是人口。还有其他一些物品。甚至民间结婚聘礼所用绢疋，也要"依价准折财钱"交纳商税。[32]这正好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封建制度下的婚姻是一种买卖关系。政府在民间收买应当物件，称为和买，"虽是官买物件，亦合投税"[33]。但"铸k23h117.jpg农器犁铧等物，并不投税"[34]。此外"自来不曾收税物件及庄农鸡豕牛羊等各家畜养自用不卖之家，毋得收税扰民"[35]。各地"自来不曾收税物件"名目不一，如福建曾出榜声明30余种物品属于"不合税"范围，有："书画，藁荐，扫帚，草鞋，条帚，砖瓦，诸色灯，柴炭，蛤蜊，铁线，铜线，苎绵，草索，胭脂，麻线，石巨，蛤粉，曲货，莲蓬，菱芡，诸般菜，山药，竹笋，蟹，苔脯，紫菜，糯米，虾，鳖，黄螺，砺房，截蛏，乌贼"；"牛马驴骡羊鸡鸭鹅生子犊不系货卖者"；"其余该载不尽不合收税并人家自用不系货卖之物"。福建"所辖地面依山濒海，炎瘴之地，难同近里路分一体收税。"[36]免税的面可能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