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商税在财政收入中占重要地位。为了保证商税的足额，必须防止逃税，这是元朝政府很关心的一个问题。为此，制定了专门的法令："诸匿税者物货一半没官，于没官物内一半付告人充赏。但犯笞五十。入门不吊引，同匿税法。"[53]商人贩运货物入城，必须交纳随身的文引，证明自己的身分和携带的货物种类、数量，不交便同匿税处理。税务设有"拦头巡税之徒"，到处巡察拦截商旅，征收商税。[54]农村中常有自发的集市，从事各种交易，元朝政府曾明令禁止："似这般立集呵，走透课程有；多人聚众呵，妨碍农务，滋长盗贼有。合住罢了。"[55]"走透课程"就是漏税，是取缔农村集市的一个重要原因。
    尽管推行种种防范措施，元代走漏商税的现象仍是很严重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权贵、僧道的公开逃税。元朝贵族、官僚经商是很普遍的。至元二十八年三月忽必烈的诏书中说："数年以来，所在商买多为有势之家占据行市，豪夺民利，以致商贾不敢往来，物价因而涌贵。"[56]可见此风之盛。在此以前，中统四年（1263），忽必烈"用阿合马、王光祖等言，凡在京权势之家为商贾及以官银卖买之人，并令赴务输税"[57]。说明权势之家普遍不纳商税。尽管有此命令，情况并无多大的改变。延祐五年（1318）二月，"敕上都诸寺、权豪商贩货物并输税课"[58]，便足以证明。事实上，权贵们之所以敢于不纳税课，是因为皇帝对他们纵容和默许。元文宗便"命宣课提举司毋收燕铁木儿邸舍商货税"[59]。僧、道及其他宗教寺院应当商税之事，在元代是个引人注目的问题。"做大买卖的是和尚、也里可温每"，他们"将着大钱本开张店铺做买卖"，不仅自己不纳商税，而且还"夹带着别个做买卖的人"也不纳税，"多亏免课程有"。元朝历代统治者一再申明，各种宗教寺院，"种田呵纳地税，做买卖呵纳商税"，是国家的基本政策。[60]这类诏令的反复出现，正好说明并无多大实际效果。事实上，元朝统治者往往在宣布上述政策的同时，又允诺某些宗教寺院免纳商税、地税[61]，以致各种宗教寺院有恃无恐，税务机构对之无可奈何。这种情况，可以说整个元代没有改变。重要的商业组织和商业活动，大多掌握在贵族、官僚和各种寺院手里，他们公然逃避纳税，对于政府的商税收入有很大的影响。
    另一方面是税务官吏的营私舞弊。至元二十二年福建按察司的一件文书中说："各处务官，将从来不合收税名项，收要税钱。……其契税又多不用上司元降契本，止办务官契尾，更有连数契作一契者，其弊多端。"[62]皇庆元年（1312）一名张姓户部主事上书说："照得近年以来……税课不能尽实到官，盖因……买置之家，畏惧税司刁蹬，多被权豪势要、牙行、拦头巡税之徒，结揽文契，多收税钱，并不纳官。若是务官觉察取问，止以价钱未完为由推调。直至年终，务官将与交界，乘此之时，掯除务官，少者强索印契，多者不论价值，或以一契至元钞一钱、二钱纳官。亦有通同作弊，不附赤历，就于契尾用印，因而分使官钱。又有因为务官不从己意，即赍邻境税务，往来互相走税。其别界务官，意为有益于己，又临任满，比之前项一二钱纳税者，又行半价收税，纵有用契本者，百无一二。似此弊病，不可尽述，一则失去契本价钱，二则失透官课。"[63]大量的商税款和契本钱落入经办官吏和地方豪强之手，而政府则减少了收入。
    通过以上研究，可以看到，元代商税是一种交易税，只有住税而无过税；商税采取三十税一的办法；商税收入在财政收入的钱钞部分中占有重要地位，其重要性仅次于盐课。这是我们关于元代商税的主要结论。
    商税既以"商"为名，很自然便会使人联想到商业活动。有的著作认为，"元代商品生产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还表现在商税总额上，天历年间达七十六万余锭。元代银锭法定重量是五十两，钞以一百贯为一锭。《元史》所称钞若干锭，就是指若干个一百贯，而七十六万余锭则是七千六百余万贯。元代的商税是三十取一，由此可以推知元代国内贸易总额，约在二十三亿贯左右。当时全国人口总数除'山泽溪洞之民'外，为一千一百多万户（这当然有隐漏），则是每年每户平均要购买二百另九贯以上的商品。这在封建社会不能不说是商业已达到高度发展的重要标志"[64]。这段话有不少问题，是值得商榷的。
    应该指出，从前面的统计表中可以看出，天历年间全国商税额不是76万锭，而是近94万锭。银锭以50两为1锭，中统钞和至元钞亦以锭为单位，1锭50两（贯）；锭若干锭，就是若干个50两（贯），并非100贯。这只要看《元史·食货志》所载各地商税数锭以下余额没有超过50两的，便会清楚。因此，近94万锭应折合为4700万贯左右。以三十税一计算，投税的交易额应是14亿多贯，而不是23亿贯左右。元代的户口，至元三十年为1400万余户[65]，文宗至顺元年（1330）"户部钱粮户数一千三百四十万六百九十九"[66]。"钱粮户数"即承担国家赋役的户数。"天历"亦是文宗的年号，与"至顺"年号相连，应基本相同。元代全国统一之日起，从来没有出现过1100多万户的数字。以1300余万户计，则每户交纳商税应为3贯半，按三十税一推算，每户平均的交易支出应为100贯左右，而不是"二百另九贯以上"。
    诚然，正如上文所指出那样，现存的商税数额是元朝政府收入的数字，并不能真正反映市场交易的情况，漏税现象的严重存在，使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市场贸易的实际数额应比14亿多贯大得多。即使如此，根据每户平均购买额来推论元代"商业已达到高度发展"，仍是不可取的。在中国封建社会，什么样的户平均购买额，可以作为商业高度发展的标志，这还有待认真的研究。具体说到元代，为什么均交易额在200余贯以上便足以标志商业的"高度发展"，在上述著作中也未作论证。200余贯看起来是个不小的数目，但我们必须考虑以下几个因素：首先，元代通行纸币，忽必烈初年，行使中统钞，物价比较稳定。没有多久，纸币因发行过多而逐渐贬值。皇庆元年（1312）户部张主事上书时说："近年以来，物价涌贵，比之向日，增添数十余倍。"[67]他的说法可能有些夸大，但多数物品数十年间都在成倍地上涨，这是公认的事实。"天历之际"距皇庆元年又有十余年，纸币贬值更甚。对于此时"二百余贯"的购买力，不应作过高的估计。其次，市场交易并不完全等同于商业活动。如前所述，元代进入市场交易的物品可分几大类，其中田宅、人口、头疋的交易，价格高，所征商税亦高，在商税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亦大。头疋指性畜，是生产资料。田宅即土地、房屋，人口指奴隶，田宅和人口的交易，和一般生产资料、生活资料有所区别，也就是说不能等同于一般的商业活动。田宅、人口交易的兴盛，不能视作正常商业活动的繁荣。第三，前已指出，元代各地区商税收入是很不平衡的，大都、腹里和江浙、河南两省加在一起，占全国的四分之三，其余七省只占四分之一。从腹里来看，各路的差别也是很大的，江浙、河南亦应如此。完全可以认为，商税收入主要来自三四十处大中城市，全国大部分地区交易活动是极其有限的。如果把这些因素考虑在内，那末，仅仅根据户平均购买额得出商业高度发展的结论，无疑是缺乏说服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