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外交途径实现美英承认台湾是中国的领土
    对于台湾的前途，美国内颇有争议，基本上有三种意见，即“台湾可独立和自治；归还中国；设立一临时联军托管制，在托管期间，台湾人民可准备举行公民投票，决定他们的最后政治命运”。而美国国务院的意见是，“台湾是要归还中国，而就美国或联军在台利益不作任何保留”（注：柯乔治著：《被出卖的台湾》，台湾海峡评论杂志社编《台湾命运机密档案》（台北，1991年），页39、41。）。
    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支重要力量，国际地位逐步提升。罗斯福总统很想与蒋介石会晤，以商讨对日作战等问题。几经周折，1943年7月8日，蒋介石复电罗斯福，赞成其秋季会晤之约，并筹划会晤时共同宣言的主要内容，应包括“东北与台湾必须归还中国”（注：何应钦：《八年抗战与台湾光复》（台北，1969年），页51。）。在罗斯福总统及丘吉尔首相的邀请下，11月，蒋介石亲赴开罗参加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行前，军事委员会参事室草拟了关于开罗会议中国应提出的问题草案，包括日本应将“台湾澎湖列岛（两地一切公有财产及建设一并无偿交与中国）、琉球群岛（或划归国际管理或划为非武装区域）”归还中国。11月23日，他与罗斯福商谈，提出“日本于九一八事变后自中国侵占之领土（包括旅、大租借地）及台湾、澎湖，应归还中国”。罗斯福承诺“日本攫取中国之土地应归还中国”。次日，美方草拟的公报草案提出“日本由中国攫取之土地，例如满洲、台湾、小笠原等，当然应归还中国”。蒋介石核定后，认为文中“小笠原”更正为澎湖后可以同意。26日，英方亦提出一份修改案，主张“日本由中国攫去之土地，例如满洲，台湾与澎湖列岛，当然必须由日本放弃”。英国外交次长贾德干称，此项修改之拟议，美国因英国会或将质询英政府，为何关于其他被占领地区并未说明归还何国，独于满洲、台湾等，则声明归还中国。上述各地固属中国，但殊不必明言耳。随行的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指出，“如此修改，不但中国不赞成，世界其他各国亦将发生怀疑。世界人士均多知此次大战，由于日本侵略我东北而起，而吾人作战之目的，亦即在贯彻反侵略主义。苟其如此含糊，则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皆将疑惑不解。故中国方面对此段修改之文字，碍难接受”。他主张维持原草案字句。美国代表驻苏大使哈立曼赞成王宠惠的意见，称“吾人如措词含糊，则世界各国对吾联合国一向揭橥之原则，将不置信”。通过激烈的辩论，中美双方主张不变，最后英方同意维持原草案。蒋介石还提出，“要使当时之台湾海峡及南亚海上交通不为敌人所利用；要在1945年以前用武力恢复台湾”。26日，中美英三方签署开罗会议宣言，明确表示三国之宗旨“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注：《开罗会议经过》。）。
    1943年11月28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此次开罗逗留七日，其间以政治收获为第一，军事次之，经济又次之，然皆获得相当成就。本月大部精力，皆用于会议之准备与提案之计划，慎重斟酌，未尝掉以轻心。故会议时各种交涉之进行，其结果乃能出于预期，此固为革命事业中之一项重要成就”。12月4日写道：“昨日发表开罗会议公报以后， 中外舆情无不称颂为外交史上空前之胜利，寸衷唯有忧惧而已。12月31日写道：“本年自一月英美平等新约订立，乃至美国对华限制移民律撤销案之通过，以及开罗宣言东北与台湾交还中国，加之战后朝鲜独立之声明以后，我国次殖民地之地位与百年来所受之国耻，已扫除尽净”（注：《蒋委员长抗战日记摘要》，台北，《近代中国》109期， 页34。）。无疑，在当时中国尚无充分的军事力量直接从日本帝国主义手里收回台湾的情况下，蒋介石通过外交上的努力，使美英两大国承诺将台湾的主权归还中国，解决台湾在日本战败后的归属问题，为中国最终收复台湾奠定国际法的依据，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领土的完整。
    在大陆参加抗战的台胞闻迅致电蒋介石：“顷见报载开罗会议重大成功，台澎等地归还中国，凡我台胞同深感奋，如蒙鞭策，愿效驰驱”（注： 秦孝仪主编：《国民革命与台湾》（台北， 近代中国出版社，1980年），页143。）。岛内的台胞， 不久也从美军飞机空投的传单中，获知这一喜讯，有如“上天降福星”，奔走相告，期待台湾早日回到祖国怀抱。
    着手收复台湾的准备工作
    《开罗宣言》发表后，蒋介石遂筹划台湾的收复工作。1941年2 月，他即在国防最高委员会下设中央设计局，兼任总裁，委任专人探讨收复失地的具体计划和措施。1944年春，他令行政院秘书张厉生与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王芃生研究并拟具复台政治准备工作、组织及人事等切实办法呈核，批准成立国防最高委员会中央设计局台湾调查委员会（下简称“台调会”），作为负责收复台湾工作的职能机构，派行政院秘书长兼全国总动员会议主任的陈仪为主任委员（注：《台调会工作大事记》，《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上），页4。）。
    台湾长期受到日本的殖民统治，因此举凡行政制度、思想文化、社会意识以至于生活习惯，日本的影响均深植于台社会及台民众之中，而陈仪于1902至1907年、1917年至1920年间两度负笈日本，先后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及日本陆军大学，在国民党内有“日本通”之称，又娶有日籍妻子。1934年至1941年，陈仪担任福建省主席一职，积累了丰富的治理经验，对闽南人的性格较为了解，而台胞绝大部分是福建移民的后裔。1935年，他奉行政院长汪精卫“以视察名义进行地方外交”之令，率代表团赴台，在日占台40周年大会上“观礼”，随后参观日月潭水力发电所、嘉南大圳、港湾设备及矿山、制糖工厂、大学、气象台等，获赠《台湾法令汇编》。回福州后，陈仪命随从编成《台湾考察报告》。可以说，陈仪是当时国民党内最具台湾相关知识的高级官员（注：钱履周撰：《陈仪主闽事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编《陈仪生平及被害内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页32。）。
    1944年6月2日，蒋介石批示：“关于将来台湾克复后军事及行政之负责管理问题可根据开罗会议时我方提出之原建议，先向美国商洽，俟有相当结果，再与英国商洽。……所拟关于行政院设‘台湾设省筹备委员会’一节，查现在中央设计局业已设置台湾调查委员会，如稍加充实，多多罗致台湾有关人士，并派有关党政机关负责人员参加，即足以担负调查与筹备之责，暂不必另设机构，以免骈枝之弊”（注：《蒋介石复电》，《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上），页3。）。 为充实台调会的力量，9月25日他批准台调会委员名额增为11人， 并准派台籍人士黄朝琴、游弥坚、丘念台、谢南光、李友邦为会员。12月19日，他又批准台湾党部主任委员王泉笙兼台调会委员，以协调台湾党部与台调会之间的工作往来（注：《台调会工作大事记》，《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上），页7、9。）。
    在蒋介石领导下，台调会就收复台湾工作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其主要任务是，调查台湾实际状况，编辑有关台湾的资料刊物，研究有关台湾问题的意见及方案；训练台湾行政、警察、银行、教育等干部、专业人员；规划未来台湾行政体制及各种机构接收办法。到1945年3月， 台调会共编成日本统治下的台湾行政制度、财政金融、贸易、交通、教育等概况资料19种，40多万字；分类翻译出台湾民政、财政、金融、司法、农林牧渔、工商交通、教育七大类法令，约150 万字（注：《台调会33年度工作报告》，《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上），页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