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太和十六年及正始元年以来所定诸令，其大部已班亦可断言。这一点在《孙绍传》上举表文中即有反映。其云“臣以令之为体，即帝王之身也。分处百揆之仪，安置九服之节，经纬三才之伦，包罗六卿之职，处置风化之门，作用赏罚之要，乃是有为之枢机，世法之大本也”。孙绍既把令的重要性提到这样的高度，当非凭空而论，而是反映着北魏高祖以来对令的作用和地位的普遍认识；这样的认识，当然不可能是“令独不出”或令多不班的产物。（注：孙绍此表又云今“法分清浊而清浊不平”，其所述“分清浊”的法，具体即指《高祖纪》载太和十九年十二月大选前夕宣示的《品令》。仅此亦可见孙绍所云“令独不出”，不可能指全部高祖以来所修之令。）在《魏书》中，明确记载施用于太和十六年以后，以及显然仍行用于魏末，故可推定其必班行于太和十六年或正始元年以来的令，至少有下列十一篇：
    《高祖纪》太和十七年六月，诏《职员令》“权可付外施行”。可与佐证者，《高闾传》载其为相州刺史时，“以诸州罢从事，依府置参军，于治体不便，表宜复旧。高祖不悦”。事在太和十九年九、十月间。所载“诸州罢参军，依府置参军”，当即反映了太和十七年《职员令》的内容。（注：《官氏志》载太和中及太和末所定官品俱有“司州从事”之官。是诸州从事在太和中尚未罢撤，至太和十七年《职员令》改置参军而太和末又复从事之制。）《神元平文诸帝子孙传·高凉王孤传》附《元子思传》载其孝庄帝时论奏尚书应朝名帐须送御史台监察之制，引“职令”之文以证其说，其内容则系御史中尉“自皇太子以下无所不纠”。以《职员令》必明确规定官吏职事员额的性质来判断，此“职令”，所指或即《职员令》。又《前废帝纪》普泰元年三月诏：“顷官方失序，仍令沙汰定员，简剩已有……”四月又诏员外谏议大夫等十一官“老合外选者，依常格；其未老欲外选者，听解。其七品以上朔望入朝，若正员有阙，随才进补”。二诏所言“定员”、“正员”，似亦可为《职员令》其时尚行之证。
    《高祖纪》太和十九年十二月，“引见群臣于光极堂，宣示《品令》，为大选之始”。此《品令》性质及其与其他令篇的关系，由于记载错综而问题多多，这里不能详述。要之其为“班镜九流、清一朝轨”而修，（注：《刘昶传》。）在太和十九年十二月大选群臣前夕“宣示”，其内容则为百官的清浊流别及其选举所需的资品，亦即《良吏·明亮传》、《辛雄传》所述某官为“第一清”、“第三清”之类。此令施行之证在《魏书》中尚有多处：《景穆十二王传·任城王云传》附《元顺传》载其肃宗时曰：“高祖迁宅中土，创定九流，官方清浊，轨仪万古。”《礼志二》载肃宗时江阳王继表曰：“伏见高祖孝文皇帝著令铨衡，取曾祖之服以为资荫。至今行之，相传不绝。”《通典·选举四·杂议论上》载肃宗时清河王怿上表：（注：《魏书·孝文五王传》北宋已佚，《通典》录此表文当采自原传。）“孝文帝制出身之人，本以门品，高下有恒……自此或身非三事之子，解褐公府之佐……斯皆仰失先准，有违明令。”凡此皆表明太和十九年所班《品令》经正始定令后，其内容虽有所调整而大体仍行用不绝。
    《礼志二》载肃宗神龟初议灵太后父胡国珍之庙制，清河王怿议曰：“古者七庙，庙堂皆别。光武以来，异室同堂。故先朝‘祀堂令’云：‘庙皆四栿五架，北厢设坐，东昭西穆。’是以相国构庙，唯制一室，同祭祖考。比来诸王立庙者，自任私造，不依公令，或五或一，参差无准。要须议行新令，然后定其法制。相国之庙，已造一室，实合朝令。宜即依此，展其享祀。”按《魏书》文例，隔代称庙号，先帝称“先朝”。怿议所称“先朝”，文例同于《刑罚志》载熙平神龟之际尚书令任城王澄奏诸州中正，“先朝以来，皆得当刑”；又载神龟中三公郎中崔纂执奏，引“永平四年先朝旧格”为据；当指世宗时。而“祀堂令”在怿议中又与“公令”、“朝令”等泛称相混，则其究竟是一个法定的令篇名；还是像《献文六王传·广陵王羽传》载其称《考察令》中的外考部分为“外考令”那样，是某个令篇中有关祀堂营构的部分？亦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断定，世宗时确实继高祖的有关改革而修撰过一个有关祀堂营构的令篇，且其既为清河王怿奏所引，又为胡国珍已构之庙所依从，自应是已班之令（注：《郑羲传》附《郑道昭传》载其世宗正始时参定“学令”，“事讫封呈，未蒙报判”。是未班之令实乃臣下封呈之奏案，禁密之机要，又岂能在议事时引以为据。由此亦可见怿奏“要须议行新令，然后定其法制”一语所述“新令”，不当指正始所定之令。倘以为“新令”即“先朝祀堂令”，而此令又早已明确了“唯制一室”的规定，则怿奏议行此令“然后定其法制”一语为不通。）。细玩此次议胡国珍庙制之事，以及怿议“比来诸王立庙者，自任私造……要须议行新令，然后定其法制”云云，可知胡国珍薨后庙制本已依此“祀堂令”文而建为一室，但由于高祖以来有关制度常多反复，（注：《高祖纪》载太和十七年十月“诏征司空穆亮与尚书李冲、将作大匠董爵经始洛京”。《李冲传》载其时高祖诏曰：宫室之度，“太祖初基，虽粗有经式，自兹厥后，复多营改……朕以寡德，猥承洪绪，运属休期，事钟昌运，宜遵远度，式兹宫宇。指训规模，事昭于平日；明堂、太庙，已成于昔年……尚书冲器怀渊博，经度明远，可领将作大匠；司空长乐公亮，可与大匠共监兴缮。其去故崇新之宜，修复太极之制，朕当别加指授”。《礼志一》又载太和十九年六月相州刺史高闾表称当时“七庙惟新，明堂初制”。则高祖迁洛前后，必已命李冲等人对太祖以来的营构规制有所厘定。然《袁翻传》载其世宗时表论明堂辟雍之制曰：“迁都之始，日不遑给，先朝规度，每事循古，是以数年之中，悛换非一，良以永法为难，数改为易。”《礼志二》则载“世宗永平、延昌中，欲建明堂，而议者或云五室，或云九室。频属年饥，遂寝。”则高祖虽定其制而仍多反复，世宗时亦然，这应当是“祀堂令”几成具文的重要原因。）当时又法制弛紊，诸王多有自任“私造”不从此令建为五庙者，隆胡国珍薨后庙制以取媚于灵太后之议遂起，这才使之成了一个存疑的问题。而清河王怿所持的立场，是除非议行新的令篇来重新规定祀堂规制，胡国珍庙制还是依“先朝祀堂令”唯制一室展其享祀为妥。因而世宗正始以来，显然是存在着这样一个内容关乎祀堂规制的现行令篇的。至于其实际上并未发挥有力的约束作用，则为另一问题。
    《官氏志》：“太和中，高祖诏群僚议定百官，著于令，今列于左……二十三年，高祖复次职令，及帝崩，世宗初班行之，以为永制。”这里太和中议定著令而列于《官氏志》的官品，应即是《高祖纪》载太和十五年十一月“大定官品”的产物。其所著之令的班行时间，据高祖太和十七年六月施用《职员令》诏云：“比百秩虽陈，事典未叙”，可推知“百秩”之“陈”，必在其前，盖即太和十六年四月班新律、令时。此令至太和二十三年再加修订，世宗初班行以为永制，则当在景明之初。至于其篇名，《官氏志》述为“职令”，《魏书》它处述有关官吏品阶之令又有“官令”、“品令”等称，后世如《唐六典》、《太平御览》、《职官分纪》等书又引有后魏“职品令”等名目及其佚文。是《官氏志》所称“职令”或非法定令篇名，其究竟如何另当别论；（注：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已草《对几条北魏官制材料的考绎》一文加以考订，此处不赘。）但此令内容必包括官品位序且两次修订后皆已班行，则无可疑。《刑罚志》载世宗延昌时议爵级当刑之制时引《法例律》文：“五等列爵及在《官品令》从第五，以阶当刑二岁……”此《法例律》必正始所定律篇，则至迟自正始以来，《官品令》已是官品位序之令的法定篇名。《新唐书·艺文志》史部职官类著录《魏官品令》一卷，可与参证。《礼志四》载世宗永平时，太常刘芳议员外将军兼尚书都令史陈终德为祖母服丧之事曰：“……案晋《官品令》所制九品，皆正无从，故以第八品准在下士。今皇朝官令皆有正从，（注：此句亦可于“官”下点断。且官令二字间或脱一“品”字，或“官令”为《官品令》之约称，亦未可知。）若以其员外之资，为第十六品也，岂得为正八品之士哉？”《礼志二》载肃宗时太学博士王延业议灵太后父胡国珍薨后庙制云：“……又武始侯本无采地，于皇朝制令，名准大夫。”《刑罚志》载肃宗时任城王澄奏比视官当刑之制云：“案诸州中正，亦非品令所载，又无禄恤，先朝以来，皆得当刑。”此三处之“官令”、“令”、“品令”，或皆《官品令》之约称，俱可与《官氏志》载太和二十三年所定官品序列相证，（注：其载员外将军从八品下，故刘芳言陈终德本官“第十六品”；无采地之诸侯即“散侯”，位次金紫光禄大夫而皆从第二品，故王延业云胡国珍“名准大夫”；另直阁、队主等比视官与中正确皆不载于《官氏志》所列官品序列。又正始以来官品位序之令既已正名《官品令》，群臣奏事且或约称之为“品令”、“官令”之类，则内容关于官职清浊之次的太和十九年《品令》，必不当再循旧名而应于正始元年定令时加以厘改。）且足见世宗以来《官品令》行用之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