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祀令”外，高祖太和十三年起详定朝仪，至十五年议改律、令，也涉及了舆服等多种仪制。这些制度晋及南朝、隋、唐多有其令，北魏自太祖以来亦或有令，（注：《太祖纪》天兴二年八月：“诏礼官备撰众仪，著于新令。”又《高宗纪》和平四年十二月诏以婚丧规制“著之于令”。可见太祖以来关于诸礼仪制度的令，是续有修订的。）却多粗略，且其有违典籍“古式”处不一，故高祖亟欲厘正之。其既详定朝仪而以“祀令”的修撰为要务，参以《李冲传》载当时“议礼仪律令，润饰词旨，刊正轻重，高祖虽自下笔，无不访决焉”；可推高祖当时必有意将有关仪制厘为新令。但就像“祀令”的修订所反映的，事关礼仪的各项制度，正是高祖以来改革和立法的难点所在，故其撰作亦皆如“祀令”之困难重重。《李宝传》附《李彦传》载其太和十八年因考课降为元士，（注：彦降元士，详见《献文六王传·广陵王羽传》，据《高祖纪》，事在太和十八年九月。）寻行主客曹事，后徙郊庙下大夫，“时朝仪国典，咸未周备，彦留心考定，号为称职”。是诸仪制至太和十六年班新律、令后，仍“咸未周备”而待考定。高祖以后，《刘芳传》载正始“议定律、令，芳斟酌古今，为大议之主，其中损益，多芳意也。世宗以朝仪多阙，其一切诸议，悉委芳修正。于是朝廷吉凶大事皆就谘访焉”。此处议定律、令与修正朝仪关系不明。案《李宝传》附《李韶传》：正始初，“参定朝仪律令”（注：《袁翻传》载：“正始初，诏尚书、门下于金墉中书外省考论律、令，翻与门下录事常景、孙绍、廷尉监张虎、律博士侯坚固、治书侍御史高绰、前军将军邢苗、奉车都尉程灵虬、羽林监王元龟、尚书郎祖莹、宋世景、员外郎李琰之、太乐令公孙崇等并在议限。又诏太师彭城王勰、司州牧高阳王雍、中书监京兆王愉、前青州刺史刘芳、左卫将军元丽、兼将作大匠李韶、国子祭酒郑道昭、廷尉少卿王显等入预其事。”是李韶亦在正始定律、令三十人之列。）。《文苑·卢观传》载其当时与李神俊、王诵等“在尚书上省撰定朝仪”。而当时议律、令亦在尚书上省。（注：《献文六王传·彭城王勰传》载正始议定律、令，“勰与高阳王雍、八座、朝士有才学者五日一集，参论轨制应否之宜”。而《崔光传》附《崔鸿传》则载其时世宗“诏太师彭城王勰以下公卿朝士儒学才明者三十人，议定律令于尚书上省”。然《袁翻传》及《刑罚志》俱载正始定律、令在“中书外省”，实情盖为袁翻、常景等人先受诏在金墉中书外省考论律、令，稍后彭城王勰及刘芳诸人参预时，方移至尚书上省。）可见正始元年亦如太和十五年之律、令与朝仪同修而互相关联，世宗当时似亦有意续成高祖未竟之业，将有关仪制厘为新令。前举肃宗神龟初清河王怿奏议所引之“先朝祀堂令”，盖仅其一端而已。然其结果，“祀堂令”之类被修成班行的令，恐只是少数。从诸帝纪和《礼志》所载看，世宗以来在仪制领域的改革和调整中发挥主要作用的法规，仍是那些随事施用的条制，其态当与太和十六年前均田有其制而无令文的状况相同。（注：至于世宗以后诸仪制的续撰，据《常景传》，其重点似已转至《朝仪》和《仪注》的修辑，肃宗时敕撰太和以后陆续施行的《朝仪》五十余卷，显然已暂时放弃了高祖以来欲把有关仪制厘之为令的意图。）
    具体如舆服之制的修订过程：《礼志四》载：“高祖太和中，始考旧典，以制冠服，百僚六宫，各有差次。早世升遐，犹未周洽。肃宗时，又诏侍中崔光、安丰王延明及在朝名学更议之，条章粗备焉。”案《刘昶传》载太和十三年高祖“改革朝仪，诏昶与蒋少游专主其事”。《术艺·蒋少游传》：“及诏尚书李冲与冯诞、游明根、高闾等议定衣冠于禁中，少游巧思，令主其事，亦访于刘昶。二意相乖，时致诤竞，积六载乃成，始班赐百官。”《高祖纪》太和十九年十二月，“引见群臣于光极堂，班赐冠服”。可见厘正冠服，其始正在太和十三年改革朝仪之时，因有争竞而未能速成，延至太和十九年底方行新制。从《礼志四》述其“犹未周洽”，《高祖纪》仅载赐冠服而语不及令，可断其当时必仅以条制行下。肃宗时虽更议其制而仍不过“粗备”，恐亦未著定为令，故《隋书·礼仪志六》载其“著令定制”，乃在北齐河清三年。车辇之制的修订与冠服相类。《礼志四》：“高祖太和中，诏仪曹令李韶监造车辂，一遵古式焉。”后文又详载肃宗熙平元年议修辇制之事。据《高祖纪》，太和十五年五月“诏造车辂”，事在“议改律、令”稍后，则《李宝传附李韶传》载其为仪曹令，“时修改车服及羽仪制度，皆令韶典焉”，说明车服羽仪制度的厘改，当时或皆从属于修订有关令的过程。《隋书·礼仪志五》载：“孝文帝时，仪曹令李韶更奏详定，讨论经籍，议改正之。惟备五辂，各依方色，其余车辇，犹未能具。至熙平九年，（注：参以《魏书》的有关记载，此“九”当为“元”之讹。）明帝又诏侍中崔光与安丰王延明、博士崔瓒采其议，大造车服……自斯以后，条章粗备，北齐咸取用焉。其后因而著令，并无损益。”是高祖时，舆制唯备五辂而已，至肃宗时方增益之；而所谓“条章粗备”，已表明有关制度前后皆当以条制形式施用，其著之为令，亦在北齐河清三年。
    四、结论
    综上所述，关于北魏后期令的班行问题，大致可以得到三点结论：
    其一，北魏后期三次律、令并议，其令凡修成者多已班行。由于此期改革频繁，立法多变，前令方行，或复又修，故修令、班令也就呈现了各种不同的情况。但无论如何，《九朝律考·后魏律考》谓“高祖律、令并仪，律寻施行，令独不出……高祖以后所定诸令，经葛荣、尔朱之乱，迄未行用”这一判断是不能成立的。因此，太和以来各项措施的法律形式，是据其具体时期和领域而变化的，这种变化，亦应折射着北魏后期改革与立法、司法的经验和教训。
    其二，今《孙绍传》文必有讹误。其所述“律寻施行，令独不出”，应是世宗正始以来之事，且不应指全部令篇。传载其延昌中（末？）上表的节文：“修令之人，亦皆博古，依古撰置，大体可观，比之前令，精粗有在。但主议之家，太用古制，若全依古，高祖之法，复须升降，谁敢措意有是非哉？以是争故，久废不理。然律、令相须，不可偏用，今律班令止，于事甚滞。若令不班，是无典法，臣下执事，何依而行？”所谓“太用古制”“久废不理”，显然不能兼括《田令》、《户令》、《狱官令》、《官品令》等所有正始以来行用之令，（注：《刘芳传》载正始议定律、令，“芳斟酌古今，为大议之主，其中损益，多芳意也”。是孙绍所说“主议之家”，即是刘芳。然据《袁翻传》，翻与常景等人先已奉诏修议律、令，稍后又诏彭城王勰及刘芳等参预其事。案芳实精于礼制而拙于为政，且其当时仅为一解任之青州刺史，以位望才地论，似皆不当在太师彭城王勰上通盘主持刑律和各种令篇的修议过程；《献文六王传·彭城王勰传》则载其时勰“凡所裁决，时彦归仰”，其“裁决”二字，足见其正是正始定律、令的主持者。是可推知刘芳所“主”，盖仅在事涉礼制典故而开大议之时，而孙绍所述因主议者“太用古制”而“久废不理”的令，要亦仅为事关礼仪之令。）再考虑高祖以来令凡事关仪制者常久修而不成的事实，似可断其主要当指有关礼仪制度的令篇。（注：笔者亦曾设想正始定令所涉仅为礼仪诸令，而其余则皆循用高祖以来之令。然其虽亦有可通处而与诸记载扞格处甚多，存疑可也。）
    其三，此期未班之令亦有两种情况，修成而未班的令，记载中唯世宗正始时所撰《学令》一例；其余则大都如“祀令”之修而未成，班行无期。《学令》成而未班，看来主要是高祖迁都以来军国务繁，未遑学政，缺乏实施此令的起码条件的缘故。而“祀令”之类修而不成的原因则甚值吟味。在这里，前引《术艺·蒋少游传》述高祖时衣冠之制因多争竞而致延搁；《袁翻传》载其言高祖朝定制“每事循古，是以数年之中，悛换非一”；《孙绍传》曰正始定令“主议之家，太用古制”；《礼志二》记“宗配之礼”因明堂九室五室议者不一而“迄无所设”；都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大抵诸仪制所涉皆社会深层风习，本就头绪甚繁事涉夷夏而为当时改革的难点所在。而高祖以来又锐意以诸仪制改革来阐扬礼教，标榜正统，故其撰作过程首先就隐隐确立了依本经传，兼采汉晋，不惜撇开太祖以来成例而另起炉灶的原则。这就大大增加了修撰的难度。又尤其因为经传古制的众说纷纭而难于决断，（注：《礼志二》载清河王怿议胡国珍薨后庙制曰：“……去圣久远，经礼残缺，诸儒注记，典制无因。虽稽考异闻，引证古谊，然用舍从世，通塞有时，折衷取正，固难详矣。”可谓知言。）遂致有关令篇久修而不成亦谈不上班行。